《人民日報》1月10日刊發報道《房價上漲他們為何淡定》，以工作和生活在京滬穗的三個外地人“熬”、“創”出了房子及“租”出了快樂的案例，認為他（她）們的共同點都在于“不啃老、靠自己、靠奮斗”，由此呼吁中國的年輕人不要太急于買房，建立健康的住房消費理念，不妨“先租后買、先小后大”，緩解當前購房壓力年輕化、購房需求提前釋放的慣性。
　　首先來說報道中提到的那對在廣州租房，租出了“快樂”的80后小夫妻。同為80后、同住廣州城，筆者尊重他倆選擇的生活方式。支撐那種生活方式的，來源于小夫妻兩三萬的月收入，他倆租住的天河城區域的75平兩室一廳，市場租價在3000-4000元，月收入當然負擔得起。但值得探究的在于，天河城區域是廣州市中心，相比半小時通勤車程的近郊，大抵會給他倆至少增加兩成左右的生活成本；報道介紹的小夫妻一年多次到廣東省內外知名景區、城市旅游，再加上這方面開銷，極有可能反映出一種“月光族”式的生活方式，哪里還會有錢儲蓄、投資呢？難道說，這也叫做“健康”的住房消費理念？
　　應該說，報道提到的這對到廣州發展的80后小夫妻，有非常不錯的事業起點。其同齡人中，與他倆收入、事業發展情況相近的許多人，選擇到廣州近郊乃至遠郊買房、租房（租金只相當于天河城區域的三分之一），除了存錢、積累資金創業或投資等考慮，通常還會有生育下一代、借買房取得幼兒園和義務教育學位的預期安排。與這些考慮、安排的重要性相比，每日艱辛的公交（地鐵）、自駕車通勤旅程作為代價而言，也就算不了什么。反之，如果租房租出了快樂的小夫妻，未來也有生子及學位的打算，那么今天的快樂和瀟灑就必然會鑄成日后的煎熬。這還不必說，小夫妻的“快樂”，是建立在事業收入穩定的預期之上的，他倆只看到房價有風險，卻沒注意到職場有風險。
　　廣州在內的國內一、二線城市，還有許多事業起點和收入水平遠遠遜色的年輕白領、藍領，許多人也有買房的愿望。這是否可以一概定義為“不健康”的住房消費理念呢？很多人剛到廣州的一兩年內，工資收入水平并不高（1月9日，廣州團校發布報告稱，廣州青年平均月收入3163.45元）；學校、專業背景和實踐經驗的不足，導致頻頻主動或被動換工作；廣州中心城區多分布商貿企業，且寫字樓區域相對集中；廣州中心城區內，他們可以承擔、滿足相對舒適生活的月租1500元內的房源極少，沒有公共租賃住房，多是中高檔小區（每套租金2500元以上）或城中村握手樓（每套租金500-1000元）——這幾點因素累加起來，就決定了大多數白領、新畢業生只能租住中心城區的城中村（否則就找不到工作），忍受較差的生活質量。等到他（她）們事業有了起色、省吃儉用有了積蓄，你認為他（她）們會像那對小夫妻那樣去租住中高檔小區住房（把工資和積蓄花得干干凈凈），還是咬牙去近郊、遠郊買一套相對便宜的房子？對于他（她）們來說，租房比買房可能真的更符合經濟理性，但買一套屬于自己的房子（哪怕路途遙遠，快到了佛山或東莞），似乎更符合人生理性。
　　根據廣州本地媒體報道，這兩年內，隨著房價不斷上漲，城區商品房的房租價格上漲幅度十分夸張，這在相當程度上造成了，原先租房生活的很多中青年籌錢買房。房價漲，房租也漲，誰真能始終淡定？
　　至于報道中提到的外地人在上海“攢”房、在北京通過創業掙錢“創”房的故事，不僅與租房租出“快樂”的案例，存在“快樂”、“幸福”邏輯上的矛盾，而且客觀而言，只能反映一部分人在京滬房價在幾年前相對低位時，無意識實現的正確投資，本質上不能說明“量力而行”的道理。
　　《人民日報》報道隨附的短評中說，“人生比的是成長速度，而非起點高度”。這句話當然是對的，但在廣州這樣的城市，“先租后買”卻因政府公共租賃住房供給缺失、城區商品房租住價格過高、畢業生新參加工作薪酬水平較低等因素，只能變異為“城中村租房”一步跨越到買房的無奈選擇，釀成一個個被房貸壓力、交通擁堵壓力、失業壓力疊加壓迫的“復合奴”。而像報道中提及的租房租出快樂那樣的生活方式，是絕大多數年輕人所無法承擔的“成長速度”、舒適享受，甚至方式本身也值得商榷——把錢都花在房租和旅行支出上，就叫做有了“成長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