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土資源部開始了一系列密集的土地違法問責行動，而問責的主要方式就是約談。在國家土地總督察集體約談12市縣主要負責人的基礎上，國家土地督察局派駐各地的機構又分別約談了云南師宗縣、湖北隨州市、安徽巢湖市等地方政府的負責人，對各地的土地違法現象進行嚴肅批評，并研討整改措施。
　　約談，是土地衛片執法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項制度的主要優勢，是通過面對面的意見交換，更深入地了解地方違法用地的情況和原因，并以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式檢討土地工作的缺陷和失誤，幫助地方政府找到更切實的查處和整改方法。從電視畫面中可以看到，被約談的地方政府負責人大多面色凝重、態度誠懇，有關土地違法的檢討也可謂深刻。約談制度的批評教育作用是相當明顯的。
　　如果站在行政體系之外觀察約談制度，可能會覺得不夠給力。在地方土地違法現象難以遏止、每年都有大量耕地被違法占用的情形下，公眾更希望國土資源部門能夠拿出更為強硬的措施。但對于國土資源部和國家土地督察機構來說，動用何種行政資源開展問責，以及如何設計問責的力度和涉及面，卻是一個難題。國家土地總督察徐紹史就曾經說過，約談制度其實也是對干部的愛護，是為了避免出現“大批干部倒在問責紅線上”。由此不難看出，約談制度是在違法現象普遍的情況下所采取的一種折中辦法，是通過強化行政壓力以督促地方整改，避免問責力度過大而導致地方反彈。這樣看來，約談制度雖然很像是毛毛雨，但它可能是比較無奈也比較理性的一種選擇。
　　土地問責與其它領域的違法問責有所不同，其主要目的是要給地方政府在用地方面加上一道閘門，而不是要讓地方領導干部“付出代價”。從以往的問責情形看，圖一時痛快的問責方式效果并不好。有的地方土地違法屢禁不止，干部換了好幾撥，但是，被撤下來的干部很快又在類似的崗位上任職，而新上任的干部馬上又重蹈覆轍。撤職，這個比約談更有力的措施，在整治土地違法問題上似乎并不很管用，也很難收到殺一儆百的效果。這無疑是一個相當詭異的現象。
　　這個現象說明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土地違法現象嚴重的深層原因，并不是少數領導干部對守土有責認識不足，或者存在用地偏愛，而是地方經濟發展對土地的依賴過于嚴重，地方干部的政績考核又過于偏重GDP增長。能上大項目的干部才是好干部，能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領導才是好領導，這幾乎已經成為一種共識。在這種原動力的驅使之下，地方政府對土地的饑渴難以遏制，對土地違法現象的查處則毫無動力，對亂用地的干部則偏愛有加。所以，除非能找到一種釜底抽薪的辦法，讓地方政府不再以土地生財、以土地換發展，否則，再怎樣強勁的問責風暴也不見得比毛毛雨的效果更好。
　　土地問題，并不是一個單純的守住紅線問題，土地違法現象其實還引發了更多的社會亂象。圍繞著征地，無論是合法用地還是非法用地，在不少地區都曾經引起過嚴重的社會沖突。民生的困窘，社會矛盾的滋生和激化，地方政府與老百姓之間利益難以協調，不同程度上都與土地有關。所以，當人們看到密集開展的土地約談時，就會想到土地問題在當代的沉重與無可回避，看到現有的發展模式所面臨的困境，并為之思考出路。約談不是靈丹妙藥，但它可能是藥引子，約談所獲取的大量信息和它所帶來的普遍關注，有可能啟動某種重要的變革。這樣的想法可能過于樂觀，但這種“樂觀”其實也包含了一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