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國家發改委以罕見的效率公布了《反價格壟斷規定》和《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為各級價格主管部門貫徹《反壟斷法》、實施查處價格壟斷職責提供執法依據。
　　這兩份將于2月1日實施的《規定》最亮點是羅列8類價格壟斷協議，并頒布26條執法程序，以應對當前花樣翻新的各種價格壟斷行為。2009年8月發改委曾公布過征求意見稿，此次定稿并未有太多修改，加速推出反價格壟斷的兩大執行細則，透射出當前反價格壟斷的復雜性和迫切性。
　　近年來，價格壟斷案例所涉范圍相當廣泛、違法主體也呈多樣化格局，部分領域出現了行業組織牽頭的各類涉嫌串價的同盟和協議，妨礙了市場正常的競爭秩序。與此同時，當前由負利率等因素引發通脹高企，為緩解壓力，去年以來發改委出臺諸多臨時限價措施。發改委加速公布兩份與征求意見稿變化不大的反價格壟斷規定，且迅速對浙江富陽市造紙業協會之行為判定為“相互串通、操縱市場價格”，難免給人配合臨時價格管制之需的應景之感。
　　正如發改委價格司司長許昆林所言，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和基本特征。鼓勵競爭客觀上要求有關部門以打擊價格壟斷協議為重點，而不能就具體價格進行行政性干預。若價格監管部門把價格水平作為反價格托拉斯的評判標準，最終可能導致監管目標與動機南轅北轍。通過預設一個“理想的價格水平”，以判斷市場主體和行業組織是否構成價格壟斷，這種作法本身就蛻變成了“行政定價”。
　　辨析發改委在《反價格壟斷規定》中所禁止的8種價格壟斷協議，如固定或變更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以及價格變動幅度等條款，無疑是把具體商品和服務的價格水平當作是否存在價格壟斷協議的評判標準。因此，有理由擔心發改委等價格主管部門的反價格壟斷行為，最終會把自身拖入自身所要反對的行為之中，從而陷入“騎驢找驢”之窘境。
　　嚴格而言，市場價格是各交易主體基于自利最大化的博弈結果。這種價格并非單純地依據供需、成本等形成的所謂“客觀”價格，而是具有完全判斷能力的市場交易者賦予交易商品和服務的自主定價權力。在市場競爭關系未遭破壞、交易一方的行為并未出現系統性地妨礙交易對方自由選擇的情況下，交易雙方究竟以何種交易價格完成商品和服務的交易，取決于雙方的主觀意愿。因此，正是競爭性的市場交易保證了資源的有效配置。市場價格是一個動態的狀態，且每一時點的動態均衡價都不同。顯然，正常的不妨礙市場自由競爭的出清價格信號，任何第三方以及行政部門都非常難以有效地捕捉到，價格主管部門所預設或預定的合理價格水平，只是價格主管部門自己主觀認定的合理價格，往往非真正的市場出清價格。
　　因此，價格主管部門依據其主觀認定的價格水平來評判其他市場主體或行業協會的價格是否涉嫌價格協議，就必須保障其主觀認定的價格水平完全接近于不斷動態變化的市場出清價格水平，而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一旦價格主管部門認定的價格顯著偏離了市場出清水平，就勢必導致市場主體的其中一方不愿意以價格主管部門預設的價格水平進行交易，那么交易將無法完成。
　　如若商品或服務的提供者不滿意主管部門設定的“客觀”價格水平，那么就會導致商品和服務供給者減少供給，進而出現商品和服務短缺，如最近以來由于發改委在農副產品行業實行臨時價格管制，導致稻強米弱、市場傳聞部分食用油等生產商停產等局部沖擊。成品油的價格管制也使油荒從2003年以來幾乎不間斷地上演。這些都揭示出價格反壟斷演變成變相的價格管制的危害。同樣，若商品和服務的需求者不滿意主管部門設定的“客觀”價格水平，那么就會出現需求方減少特定商品和服務的消費需求。如最近茅臺單方面提價導致專賣店斷貨、消費者壓制消費茅臺酒的需求。
　　由此可見，反托拉斯的反壟斷執法行為，重點應在于商品和服務提供方以及行業組織的具體行為是否妨礙市場競爭和交易自由，是否存在壟斷協議行為，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濫用行政權力限制競爭的行為（主要是具有準行政權力的行業組織），以及經營者是否出現了壟斷性集中并借助其自然壟斷地位和市場支配地位來打壓其他同類企業的行為。
　　根據《反壟斷法》，工商總局負責查處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濫用行政權力排斥限制競爭的行為，發改委查處價格壟斷，商務部負責經營者集中度審查，各司其職。發改委要履行反價格壟斷職能，需要同工商總局和商務部建立起聯合作業的機制，避免單純憑借價格水平而進行反價格壟斷調查。同時，反壟斷執法部門在聯合執法中應貫穿一條基本理念，即反壟斷目的是促進市場充分競爭，要竭力避免反壟斷執法演變成對具體企業和市場行為的微觀干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