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誕清晨，在美國俄亥俄州一個白雪皚皚的農場，9歲的凱琳迫不及待地向筆者展示她剛收到的圣誕禮物：外婆送的新帽子——中國造；外公送的圍巾——中國造；奶奶送的梳子和發卡——中國造；爸爸送的新棉拖鞋——中國造；媽媽送的牛仔褲——中國造。“難道還有什么不是中國造的嗎？”凱琳把這個問題提給了來自中國的筆者。
當筆者把這個問題提給凱琳的奶奶米琪時，她笑著回答說：“在我小時候，圣誕節我們只能得到一份禮物，現在的好多孩子都能從親友那得到十幾份禮物，家長們也得買很多份禮物。商場里的大部分東西都是中國造的，不買中國造的東西又能買什么呢？”
以凱琳為例，從穿的衣服、到用的毛巾、到抱在懷里的芭比娃娃，再到床頭掛的圣誕襪子，都是中國造的。試想，倘若沒有中國這樣的“世界工廠”給力，在美國這個物質極大豐富、孩子圣誕節要收到十幾份禮物的國度，禮品真能從圣誕老人那里變出來嗎？誠然，若把生產工廠從中國轉移到勞動力成本更低的東南亞或非洲對于企業主是有吸引力的，但很多企業主也清楚，物流體系的建設和轉移絕非易事。
“中國制造有什么不好嗎？我這店里的東西全是中國制造的，否則你哪能買得到十美元三件的T恤衫、三美元一個的自由女神像冰箱貼、五美元一個的錢包？如果都是美國制造的話，有幾個游客能負擔得起？”在紐約市曼哈頓經營一家旅游紀念品商店的土耳其老板依安告訴筆者。誠哉斯言！筆者在華盛頓買過一個印第安部落手工制作的錢包，做工精良，但價格則高達近百美元。也正因為如此，你會發現，中國游客拿著美元買了一堆中國生產的冰箱貼，放進中國生產的美國名牌寇馳包里，扛回中國送親友的現象比比皆是。
當然，“中國制造”也面臨著產業升級和生存的逆水行舟局面。筆者曾在金融危機沖擊最嚴重的2008年參觀過中國沿海的箱包生產工廠，明顯感覺到這些從事出口加工貿易的工廠開工情況不如一年前，有些企業的老板坦言，歐美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不僅減少了進口，而且開始減少長單、增加短單，一些優質客戶也開始大幅砍價了。在原材料和用工成本上升、出口利潤微乎其微的生存業態下，在這個圣誕節，美國媒體報道中國產的一些圣誕老人穿的衣服“變薄了”。
另一方面，由于無處不在的“中國制造”，一些不明個中真情的美國普通民眾會一邊穿著中國生產的便宜拖鞋，一邊跺著腳說中國搶走了美國的就業崗位；一些美國政客用中國產的西服、領帶、皮帶把自己打扮得道貌岸然，在討論美國減少赤字、減稅等國內政策議題時，都要把中國拿出來說事，“中國制造”儼然成為了美國一些政客難以割舍的時髦用詞。
最近，美國學界有多位學者談及從iPod的角度來理性看待“中國制造”。以一部售價299美元的iPod為例，美國本土企業可獲得163美元的附加值，但中國只獲得4美元的加工費；但iPod出口到美國卻使得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增加150美元。由此可見，根據當前原產地貿易統計方法，中國企業得到的僅是微利，但中國的貿易順差被夸大，“中國制造”還要承受不白之冤。這種“順差記在中國賬上，利潤落在別人口袋里”的iPod現象并非個例。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李侃如告訴筆者，如果從整個東北亞的視角來看，近年來該地區對美國的順差總額并無太大變化，但近年來日韓對于美國的貿易順差在下降，而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則在增長，說明隨著日韓自身的產業升級，相當一部分加工貿易產生的順差轉移到了中國。
此外，我們不能忽視，作為后工業化強國，美國在服務貿易出口方面堪稱全球翹楚；而在中國的出口格局中，貨物貿易是順差，服務貿易則是逆差。君不見很多中國出口企業使用著微軟公司的軟件，借用美國咨詢企業創立的績效考核方法，聘請美資的會計師事務所和律所提供服務。
筆者在美國經常見到產品上印有“美國設計、中國制造”的標識，這提醒我們美國產品附加值高的不爭事實。也是在這個農場上，凱琳六歲的妹妹漢娜捧著她母親做的熊貓娃娃，驕傲地告訴筆者：“熊貓是中國的，但這是媽媽做的，不是中國制造的。”
童言無忌。在2011年伊始，有美國電視臺戲謔如果很多產品都是“中國設計、美國制造”世界將會怎樣。在現實中，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創造”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路漫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