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通脹周期主要是食品價格周期，如何看待并解釋食品價格走高成為當前相關討論的關鍵之處。不少看法認為，食品價格上漲主要是供給減少、國際市場波動或者勞動力成本上升等供給面因素推動的。然而，可能更重要的一面是，食品價格上漲主要是因為需求擴張。
數據顯示，在2000
年以來的大部分時間里，我國食品價格波動對CPI
貢獻率超過70%，每次通脹，都離不開食品價格上漲。食品價格對物價走勢影響巨大，源于兩方面原因。其一，食品在CPI各部分中的權重最大，其二，食品價格波動明顯大于非食品價格波動。上世紀80年代，食品占CPI的權重為60%左右，目前下降到33%左右，但卻貢獻了四分之三左右的通脹變化。
那么，如何看待食品價格推動的物價上升呢？有學者認為，國外央行主要關心扣除食品價格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而從核心CPI角度看，中國當前不存在明顯物價上升。這實際上是建議，政策面可忽視當前這種主要由食品價格推動的物價上漲。理由是，食品（包括能源）價格波動太大，且主要受供給面的影響，特別是天氣因素和國際市場。而調控這些供給面，貨幣政策無能為力。如果肉價上漲是由藍耳病引起的，收緊貨幣就沒什么用。
筆者以為，對于主張關注CPI的建議，需要關注幾點國情差別。首先，我國一直強調食品供給安全，國內食品價格波動明顯小于國際市場。其次，食品在中國家庭的支出中占有較大比重，因此食品價格上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通貨膨脹。最后，近兩年中國的糧食供給維持在歷史高位，因而，很難從供給面解釋食品價格上漲。
若從供給的角度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是更為合理的解釋。2004年以來，中國的用工成本顯著上升，不僅如此，農村人均收入因“新農村建設”、轉移支付的增加以及糧價相當于一般商品更快的上升等因素，增加較快，這自然都增加了食品生產的人工成本。但這還不是故事的全部。食品價格上漲歷來是通脹主要推手，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均是如此，而那時中國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
相比而言，筆者認為，需求面的因素更加重要。食品供給彈性更小，而且食品不能長期儲存，因此，當出現食品需求壓力，而供給不能迅速增加時，食品價格上升的壓力將會增加。發達經濟體中食品價格上漲的研究成果，可能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食品支出彈性明顯較高，即隨著價格提升，家庭用在食品支出上的比重增加明顯更快。此外，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食品在支出中的比重也更高。最后，中國對高品質食品的需求在持續增長。也就是說，雖然中國家庭的恩格爾系數有所下降，但用在食品上的支出一直都在增長，并且對食品的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從這個角度說，中國食品價格的上漲，應看成是總需求擴張的重要部分，也應納入到總需求管理。
對于食品價格上漲而言，有食品部門總需求擴張本身的因素，如我們上面提到的，也有社會總需求擴張的因素。由于食品供應的彈性較小，總需求擴張的壓力會更多地向食品部門傾斜，導致食品價格出現更快的上漲。總需求的擴張主要分為兩部分，一是產出缺口縮小甚至為負，也就是實際產出接近甚至超過潛在產出；二是貨幣供應超過名義GDP的增長。這兩個方面，在當前的食品價格上升中都有體現。
因而，我們不能簡單地從供給面來解釋食品價格上漲，認為貨幣政策應該忽視，或者認為貨幣政策對此無能為力。在很多方面，中國都與發達經濟體有所不同，這不僅意味著食品價格對家庭和經濟運行更為重要，還決定了食品價格上漲更多地來自需求面的影響。
宏觀調控尤其是貨幣政策，調控的是總需求，對供給面并無直接影響。因而，如果食品價格上漲主要是需求推動的，那么貨幣政策從適度寬松向穩健的轉變不僅必要，而且也能夠發揮關鍵作用。一段時間一來，央行上調了存款準備金率、利率，并適度增加了人民幣匯率彈性，近日又上調了再貼現率和再貸款率，2011年的貨幣信貸增速也將有所放緩。這些政策，都是控制食品價格型通脹的應有之舉。
筆者還注意到，有學者將當前的政策調控與2008年上半年相提并論，并擔心可能會有過度緊縮的風險。這個觀點也要小心對待。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我國出現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最大的物價上漲壓力，當時宏觀調控收緊力度很大。但2008年9月國際金融危機爆發，我國經濟增長和物價突然掉頭向下，宏觀政策也就轉向。這種急劇變化是罕見的。
當前，歐洲和美國地方政府的財務狀況仍面臨很大困難，這將會是2011年經濟金融領域中的一大不確定性。加之國內經濟結構調整力度的加大，中國經濟增長會略有下降壓力，但現在尚看不到大的風險。而應對這個小的下滑壓力，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稱得上是得心應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