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推動中國從封閉經濟走向開放經濟，從農業經濟走向工業經濟，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在這樣一個過程中，居民收入迅速增加，國家綜合實力也有很大的提高，中國的崛起已成為一種必然。
　　但在此過程中，伴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日益深化，特別是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以及由此而導致的社會變遷也對公民生活產生了強烈沖擊。這種沖擊的一個非常突出的表現是社會公眾普遍弱化未來預期收入，這不僅僅是通貨膨脹所致，更是對改革預期不確定性增加的擔憂。
　　這里有諸多因素，如不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致使大部分農村居民和一部分城鎮居民無法從中得到有保障的需求。
　　舉例來說，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下崗分流職工對改革的順利推進作出了巨大貢獻；城鎮化發展過程中，農村居民做出了相當的犧牲。但是對于這兩類人，由于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滯后，其收入大部分只能來源于不穩定的勞動所得。他們對未來收入預期會有更大的不確定性。
　　通常對未來收入的不確定性越高，以貨幣或其他投資品進行儲蓄的動機就越強，時間偏好就越弱，即時消費動力就不足，這就直接導致中國的高儲蓄率和低消費率。而擴大內需，就必須降低儲蓄率，提高消費率。最近尼爾森公司發布的“中國高儲蓄率成因剖析”一文，對我國高儲蓄的成因做了比較好的詮釋，其觀點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報告認為，中國高儲蓄率的原因有三：其一，目前中國儲蓄的主力軍已經傾向更年輕化的“上班族”（20到49歲），這個群體里擁有高儲蓄率，以滿足其人生階段的需求（教育、住房、結婚、養老）。
　　其二，中國社會保障體制不健全。盡管過去這段時間，政府加大了社會保障系統和醫療系統的投入力度，中國社會保險基金仍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
　　其三，居民投資渠道較窄，現金儲蓄、投資房產是處理余錢僅有的幾種方式。
　　還有學者指出，中國社會不斷加重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現象也是低消費高儲蓄的重要原因。
　　但是，中國高儲蓄率居高不下，特別是在新世紀以來經濟仍保持較高速度的增長，人均收入水平和國家經濟總量有了質的跨越之后，我國居民仍保持如此之高的儲蓄率，恐怕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我認為，人力資本收益預期的不穩定甚至下降，直接導致了中國高儲蓄率的長期存在。因為，真正能夠儲蓄的絕不是僅僅能夠維持溫飽的農民和一般的城鎮居民，而是能夠有條件通過提升自身人力資本而獲得較高回報的人群。
　　而一旦此類人群對未來預期收益下降，其儲蓄偏好上升則是必然，就直接了帶動整體儲蓄率的上升。
　　最近，有研究表明，在1999-2008年這十年中，盡管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了39.7%，技術進步的增長率卻從2.59%降為負的0.52%，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這十年中也變為負數，為負的7%。
　　如果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的話，承載技術進步的勞動者的收入也不可能有大的提高。而且總體上來說，多數研究也表明，我國勞動者收入在國民收入中占比呈逐年下降的趨勢。
　　在勞動收入整體比重下滑的背景之下，能夠代表高收入群體的承載技術進步的勞動者的收入因技術進步貢獻率的持續下降，必定也會下降。
　　人力資本回報率的下降，一方面反映了我國經濟增長還是過多地依賴物質資本和勞動數量的投入，且投入使用效率不高；一方面也反映了資源的錯配。即，一邊是大量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者失業，一邊是大量的實物資本投入不能提高科技含量進而提高科技回報率，從而無法促成人力資本與實物資本的更好的結合。
　　提高并穩定人力資本預期收益，是提高消費、擴大內需，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長期穩定動力源的重要保障。如何做到這一點，必須從體制上入手。一是要深化教育體制改革，為培養創新型人才創造條件；二是深化科研體制改革，為激勵創新型人才更好地發揮作用提供制度保證；三是全面實施國家科技創新戰略，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升級。
　　而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擴大內需，非一日之功。特別是如何更好地提高人力資本的回報率，更要下大力氣、下大決心去解決。因為物質的投入不能替代制度的改革，物質的投入也不會自動地推進制度的改革，反過來甚至會在一定程度上延宕制度改革的進程。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