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世界經濟，呈現的是發達國家成為債務國，而新興發展中國家成為債權國的新格局，這讓中國不能不重新審視管理財富的能力。
在過去的30多年間，中國對外金融發展有三個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變化：其一，從外匯短缺大國發展成全球最大外匯儲備國；其二，從吸引外資大國發展成全球最大資本凈輸出國；其三，從對外債務國轉變為全球第二大對外債權大國。這三大變化，對中國參與全球化的方式和過程發生了深刻影響，而作為全球第二大債權國，中國卻面臨著不成熟債權國的種種困境。
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留下了大量債務，資產負債表持續惡化，于是在私人和金融體系去杠桿化的過程中，就由國家再杠桿化使私人債務國家化、國家債務國際化。歐洲由于不能把債務國際化，遂暴發了債務危機，而美國則憑借美元霸權體系和持續的量化寬松政策，進一步將國家債務國際化，由廣大的新興經濟體，特別是他的債權國來埋單，造成這些國家國內價格總水平的急劇上升。這背后實際反映的，是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之間不同國家盈利模式的碰撞和利益的交鋒。
那么，中國究竟該如何在創造財富的同時也管理好自身的國家財富呢？
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匯儲備已增至8.1萬億美元，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近三成。此外，俄羅斯外匯儲備占比接近7%，印度、中國臺灣地區和韓國的外匯儲備占全球份額也超過或接近4%，巴西、中國香港地區和新加坡的外匯儲備占全球份額都在2%以上，新興經濟體的全球儲備份額總和已遠遠超過50%，新興市場紛紛成為凈債權國。
與此相對應，截至2009年底，全球外債余額總值為56.9萬億美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10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西方經濟強國，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經濟體外債總和，已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2%，而美國外債余額已達到13.6萬億美元，占全球外債余額的23.9%。
追根溯源，全球經濟的這種格局，事實上是全球以金融分工和產業、貿易分工為紐帶的“雙重循環”機制帶來的結果。在這種雙重循環過程中，一方是美國經常項目持續的巨額逆差和資源性商品輸出國、新興市場國家日益增長的經常項目盈余，另一方則是充斥著全世界的由美國發行、以美元計價的各種金融資產，尤其美國發行的巨額債券進入各國官方的外匯儲備和債券市場，為美國財政赤字和債務融資做出了“隱性貢獻”。
因此，新興市場經濟體對外凈債權的擴張，需要為龐大的外儲尋找出路，以提高對外資產的收益率。當前，主權財富基金已成各國政府管理外匯資產的重要平臺和長期戰略投資者。據美國主權財富基金研究所統計，截至2010年3月底，全球范圍內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達到3.839萬億美元，占到同期全球外匯儲備存量的47%，其中一些主權財富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甚至遠遠超過該國名義外匯儲備規模。比如阿聯酋阿布扎比投資局管理的資產規模約為該國外匯儲備的13.9倍，挪威養老基金管理的資產規模也達到該國外匯儲備的8.8倍。另外，相對于外匯儲備管理當局，主權財富基金的投資范圍更廣，擔當著本國外匯資產多元化管理的重要責任。
據估計，整體上主權財富基金的資產配置大約保持在債權25%、股權45%以及其他資產30%的水平。比如，新加坡政府投資公司的股權投資比例就達到40%左右，挪威銀行投資管理公司的股權投資比例甚至達到了60%。據摩根士丹利公司預計，主權財富基金每年以4500億至5000億美元的速度遞增，到2014年，主權財富基金有望超過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總額。
相比之下，我國主權財富基金不但規模小，而且股權投資比例小。從規模上看，我國主權財富基金主要有中國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全國社保基金等三支，管理約3471億美元、2888億美元以及1465億美元的外匯資產，分別占我國全部外匯儲備的14%、12%以及6%。從投資結構看，我國主權財富基金過分重視資產的流動性和安全性，中投公司2008年的資產配置中現金類資產占87.4%、固定收益證券占9%、股權投資僅占3.2%，與全球主權財富基金平均資產配置水平債權25%、股權45%以及其他資產30%的比例結構存在較大差異。
中國該到重新審視債權國地位，高度關注國家主權財富的時候了。筆者以為，除了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積極發展本土金融市場外，應對以外儲為代表的主權財富管理適時轉變思路，要進一步壯大主權財富基金，加強主權財富管理，提高主權財富的使用效率。
為此，應建立多元化、多層次外儲管理體系，繼續推進
“從金融投資到產業投資”的債權結構變化，對外資產的股權投資作為資本輻射功能的具體表現，是一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極的過程。要與經濟結構調整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相結合，考慮在戰略性新興產業、科技創新、產業并購方面成立能源戰略投資基金、科技創新發展基金以及支持企業發展的海外并購基金等，不斷提高金融資產和產業資本的融合度，搭建連通內外產業鏈的實業經濟平臺，改變中國長期以來的“雙順差”型的資本循環模式，以切實扭轉經濟結構的失衡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