遏制通脹加速，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關鍵是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決策與“自下而上”的反饋這兩個層面的互動，讓公眾相信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關于控制物價的政策承諾是可信的。樓市調控，須確保政策重拳能準確打在高房價的“命門”上，地方各級政府應拿出誠意和責任感來，給公眾一個穩定的預期和信心。
　　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公報中，可以讀出這樣的信息：2011年中國將直面兩大艱巨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如何讓公眾相信中央政府有足夠能力控制高通脹。或許單從11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CPI）同比上升5.1%這一數字本身來看，還未超出一些經濟學家心目中的“溫和通脹”區間，但考慮到今年7月CPI環比上升亦不過3.3%這一事實，公眾有理由擔憂：只短短幾個月，通脹不僅真的“狼來了”，而且來得如此之快，甚至隱隱然有升級為“出籠猛虎”之勢！
　　第二個挑戰是如何讓公眾相信地方政府有足夠意愿和動機讓高房價降下來。自今年4月以來，聲勢浩大的房價調控，曾一度令公眾充滿期待。然而，過去三個月中國70個大中城市房價不降反升的事實，期待又變成了失望。
　　對于第一個挑戰，應當承認，從最近20年央行治理通脹的成績來看，除1993-1994年那次漲價潮略有驚瀾外，總體表現還是令人放心的。即便是在2007-2008年這樣的全球大通脹中，中國也領先歐美國家，以較快速度實現了物價總水平的回歸。當然，這一是因為中國在國際價格與國內價格之間、工業品價格和消費品價格之間筑有若干道防火墻，緩沖了外部通脹的輸入速度；二是央行時隔多年，重新祭出了信貸總量控制這一看似落伍、實則強大的“法寶”。
　　由于存款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等數量型工具的操作空間有限，理論上，2011年上半年央行很可能繼續復制2007年至2008年的經驗，更多地借助利率工具和信貸控制雙管齊下的辦法來試圖擒住通脹這只出籠猛虎。但在全球經濟復蘇基礎不穩固和各國貨幣政策不同步的大背景下，其實要做到這一點也并不容易。
　　其一，在歐美保持低利率不變的情況下，中國要想保持獨立的貨幣主權、自主決定加息進程，必須在心理上摒棄貨幣政策調整與人民幣升值恐懼自我捆綁的十字架。而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求在拉大與美歐利差的同時，加強對“熱錢”流入的控制，包括引入無息準備金、規定流入資本最短停留期限等臨時管制措施。
　　其二，無論是加息還是收緊信貸，不可避免地會對投資產生擠出作用，從而沖擊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受影響最為直接。這就好比病人服藥，不吃藥可能意味著病情的加劇惡化；但不管是中藥還是西藥，都有一定副作用。因此，如何讓政策副作用最小化，避免對弱勢企業的傷害，央行必須有所考慮。
　　顯然，無論是持續加息，還是信貸管制，都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虎狼藥。那么，我們是否還有更好的辦法呢？
　　傳統上，中國治理通脹，往往循著一條“自上而下”的路徑，即決策層和央行拍板、金融機構和各級地方政府層層落實。但以今年“管理通脹預期”的實踐來看，其效果并不理想。預期管理這一思路本身沒有錯；問題在于，政府并沒有真正從公眾的角度，去理解他們對通脹的理性預期和對政策效果的真實評價。
　　遏制通脹加速，要想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關鍵要讓公眾相信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關于控制物價的政策承諾是可信的。換言之，要通過“自上而下”的決策與“自下而上”的反饋這兩個層面的互動，去實現這一目標。例如，中央政府必須向公眾證明，在經濟增長和抑制通脹兩者之間，愿意做出權衡取舍，放棄部分GDP數字以換取減慢CPI增速；而央行更有必要讓公眾相信，其貨幣發行量和信貸規模增長將保持在合理范圍內。
　　對于第二個挑戰，從情感上，公眾自然愿意相信政府，因為房價若真能降，就意味著更多人有機會圓了“住房夢”；但從現實和理性的角度來看，盡管人們內心很難接受，開發商放出的“不要指望房價降下來”的狠話事后往往被證明是“逆耳良言”。
　　首先，房改12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在某種程度上稱得上是個不折不扣的“單邊市”，即它只有上漲的可能，幾乎從來不降。即便是在2009年這樣席卷全球的經濟危機寒流中，中國房地產市場依然屹立不倒，全國房價平均漲幅高達24%，北京市商品房價格更是暴漲了52%！
　　其次，政府和開發商在“言”與“行”的一致性上也存在鮮明反差。近年來，開發商不僅與某些經濟學家在公開場合一唱一和，鼓吹房價必然上漲、誘導買房對沖通脹風險等觀點，并明目張膽地通過囤積土地、捂盤惜售等手法來炒高房價。反觀政府，則存在多個不一致性：中央政府各部門之間有不同調門，地方政府對中央“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陽奉陰違，以及相關部門對房地產信貸、市場調控措施的時松時緊等，都使得公眾無所適從。
　　最后，就整個中國宏觀經濟來看，房地產仍是支柱產業之一，它直接影響50多個部門近 2000種上游產業；就地方經濟來看，它關系到中國2000多個縣市的財政和稅收，涉及各級地方官員的政績和升遷，影響眾多國有銀行的收益，甚至還與一些公務員的名義或灰色收入直接掛鉤。所以，在開發商和公眾之間，地方政府并不能很好地充當一個監管者和客觀第三方。本輪房價調控，可謂是近年來政策力度最大和措施最嚴厲的一次，各級政府已先后出臺了兩波密集的調控措施，可惜都未能打在高房價的“命門”上，效果仍然乏善可陳。
　　2011年，中國能否破解“兩高”困局，將成為考驗政府公信力的試金石，而破解之道，恰恰就在于提高政策本身的可信度，在目標和工具上保持“動態一致性”。對此，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必須予以高度重視，給公眾一個穩定的預期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