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時期各方熱議的“中國模式”問題，觀點見仁見智，帶來不少啟發(fā)。但我對于這樣一個“關鍵詞”或“基本概念”，卻總感覺難以成立、難以認同。簡述理由如下。
　　說及某種新的“模式”，如“中國模式”，內在邏輯至少包括：第一，它有別于既有模式。否則，把它歸于某種已形成的模式就可以了；第二，它已具備基本的穩(wěn)定性，不說是多么“成熟”，但至少要已經“成型”。否則，至多還只處于丁學良教授所稱的“史前”階段；第三，它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為其他主體在類似的條件下仿效或復制。否則，把歷史上一次性出現、別的主體完全無法仿效或借鑒的東西，勉強稱為一種模式，其實對于人類并無什么意義——當然，如果結論是作了比較研究后認為“要避免”的模式，也算是有了一種意義，但這絕非現在人們討論“中國模式”的視角和氛圍。
　　認識某種經濟社會模式，我是贊成丁教授所強調的“政治經濟學框架”的（政治經濟學即Political Economy，其在本原上，就是把國家政權的作用與經濟資源配置作為相聯系的一個系統來把握的）。首先，從政治的角度考察，中國的政治模式其實還未脫出“蘇聯模式”——是屬于鄧小平所明確批評的“權力過度集中”、“黨政不分”弊病十分明顯的模式，是要通過最近高層領導又加以強調的政治體制改革和中共十七屆五中全會所提出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的全面改革來改造的模式。其次，從經濟的角度考察，中國的經濟模式還正在鄧小平１９９２年南巡講話后確立的“我們也要搞市場經濟”的目標模式方向上演進，而怎樣在世界上已相對清楚的“市場經濟”基礎機制上形成“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我們還需要做大量的借鑒、開拓和深化改革的工作，目前還遠遠看不清楚我們最終能夠為市場經濟模式貢獻出什么樣的可肯定的質變，從而形成一種新的模式。我們已經歷的“黃金發(fā)展”還在延續(xù)，成長性仍然存在并十分令人鼓舞，但也正伴隨著日趨明顯的“矛盾凸顯”和各種可預見與不可預見的風險和挑戰(zhàn)。
　　于是，剩下的問題便是，中國“政治模式”和“經濟模式”的結合能否形成一個可稱之為“中國模式”的總合模式？顯然，這個火候還遠遠未到。現實生活中尖銳的、愈益無法回避的、頭緒紛繁的矛盾與挑戰(zhàn)，歸結為最簡要的一條，恐怕就是：中國人把政治方面“威權”的特征與經濟方面的“市場機制”相結合，在中國是否便可以如愿地形成政治權力中心（執(zhí)政黨與政府方面）強力介入之下實現“后來居上”的經濟趕超，和越來越健康完善的市場資源配置的良性、互補結合，并不斷提升秦曉博士所強調的“現代性”？或是會令世人厭惡地引致公權扭曲式的政治中心過度介入與腐敗、畸形的“權貴市場經濟（專制主義傳統＋權錢交易＋全民拜金無信仰）”的結合，使造福公眾的生產力解放與社會進步難以持續(xù)？正如吳敬璉老師所說，我們將建立的市場經濟，將是“好的市場經濟”，還是“壞的市場經濟”？
　　面對這個關系民族復興命運的哈姆雷特式的“生存或死亡”層面的問題，我們或許還可以繼續(xù)研討、議論一段時間，但實際的客觀制約是，作出不可避免的決定性選擇之前的時間與空間，已越來越收緊了。在此關鍵階段上，是談論“中國模式”合適，還是在“中國案例”、“中國探索”思維指向上，有針對性地注重探討“中國道路”和“中國抉擇”更合適？
　　我們必須作出的抉擇，至少在“理論上”可以列舉如下三種：
　　第一，正面展開政治體制和與之配套的全面改革。但因為現實生活中政治體制改革尚難以形成“全面配套”的可操作方案，這一思路的理想主義色彩可能過重。既然無法形成可操作方案，如何能推進到“展開”與“落實”？
　　第二，只說不做，或只治標而不治本。這會實際選擇一條積累矛盾、最后積重難返、落入楊小凱先生生前所說的制度性“后發(fā)劣勢”境地的危險道路。如余永定教授所說：“改革的時機應由政治家把握，但拖延不是出路。”
　　第三，借鑒“美國進步時代的啟示”，在“建設公共財政”導向下，從各方難以拒絕的“加強和優(yōu)化管理”的角度切入，以政府理財的民主化、法治化，拉動和促進經濟、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憲政化。這一條道路是我作為一個研究者看來最值得看重、最可操作、有可能花費較小社會代價實現較平穩(wěn)轉軌過渡而最終完成中國現代化的道路。
　　總歸一句話：讓我們把注意力集中于完成我國經濟增長和管理體制“兩個轉變”大方向上的“中國抉擇”上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