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酒駕駛能否科學界定？如果一律以犯罪論處是否需要考慮情節？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審議中，委員對此有不同意見。有人認為，醉駕即入罪，而國家公職人員在犯罪后一般都會面臨被開除公職的處分，這樣對公務員來說“后果很嚴重”。也有人認為，公職人員更應模范遵守法律。（12月22日《新京報》）
　　“醉駕入罪”也關乎身份，但它針對的身份主體是所有的駕駛者——而不是以職業來進行區分主體。至于“開除公職”，這根本就不是《刑法》要調整的范圍。《刑法》規定的是犯罪與刑罰，在中國現行的刑罰體系中，并沒有“開除公職”這一項。開除公職是行政責任體系的組成部分。討論《刑法》修訂卻拿行政責任說事，明顯是跑題了。對于立法機關來說，應通過建構科學的議事規則并模范遵循之，以避免此類無效討論。
　　“醉駕入罪”對于公務員來說是不是“后果太嚴重”，這在立法討論上，是一個偽命題。但它的被提出，確有其社會基礎。那就是，某些公務員的特權意識，已經滲入了從立法到執法再到司法的各個領域。作為一個公共議題，“醉駕入罪”是否真的委屈了公務員？答案仍然是否定的。
　　首先，“醉駕入罪”有其法律門檻，并不是所有酒后駕車的行為都可歸入“醉駕”。中國當下的司法實踐，主要以國家標準《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域值與檢驗》為界定依據。所謂“酒后駕車”，指駕駛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L的駕駛行為。而“醉酒駕車”，則是指駕駛員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80mg/100ML的駕駛行為。這比起德國、日本、瑞典等國家認定酒后駕車與醉酒駕車的標準，都要寬松得多。僅就“醉駕入罪”而言，如果沒有對“醉駕”認定標準的配套修改，對醉駕的震懾力仍然是有限的。除了“醉駕”門檻相對較低之外，“醉駕入罪”的門檻通常還要加上危害后果的限制，如“情節惡劣”、“情節嚴重”之類。不管將來的修正案對“醉駕入罪”是如何行文，但幾乎可以肯定，“醉駕入罪”必然是漸進式的，不會一步到位將單純的“酒駕”行為定義成一類犯罪。如果有委員真覺得“醉駕入罪”對公務員就是“后果太嚴重”，那么我們只能說，其實是以前對公務員在酒后開車的懲治上，后果太不嚴重。
　　其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的基石。沒有了這塊基石，法治也就不存在了。之所以討論“酒駕入罪”就有委員為公務員叫“屈”，實則是部分公務員在公車腐敗上已習慣成自然。公款吃喝加上公車私用的日常化，讓很多公務員下意識地認為，這些民眾眼中的“腐敗”實則是公務員的“福利”，因此而產生的“醉駕”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因為“工作”而丟掉“烏紗”，自然不公平。這一荒誕的邏輯，實際上是想讓《刑法》為不良酒風和不良駕駛背書。它的可怕在于，公務員的代言人已經在毫無忌諱地要求將特權法定化。要知道，就公款吃喝和公車私用而言，雖然現實中已泛濫成災見怪不怪，但在法律乃至官方的各色文本里，仍屬禁止的對象。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都有自由發表政見的權利，我們理應尊重每一種利益主體的聲音。但如此違背法治基本理念的、赤裸裸的特權化訴求，仍然令人心驚。
　　此外，應堅持公務員準入標準和退出標準的同一化。目前的情況是，要成為公務員，不但有法律門檻，還有政審門檻。近幾年來，因為曾有“一夜情”記錄或有“未婚先育”經歷而被人事部門拒錄的個案，屢有可見。而對某些在崗的公務員，就算有受賄、瀆職等犯罪行為或有“包二奶”等“生活作風”等違紀行為，也多以“罰酒三杯”的處罰了事。這種區別對待，事實上演變成公務員準入和懲治上的“選擇性執法”，進而異化為公務員“恨爹不成剛”。既然遵紀守法、無犯罪記錄是公務員準入門檻中的最低限度要求，它理應同樣適用于在崗的公務員。在“醉駕入罪”之后，因為醉駕而獲刑的公務員，剝奪其公職是最起碼的行政責任。行政的歸行政，司法的歸司法。行政責任體制中的執法不力，不能用作抵制刑事問責的理由，真正應該得到重視并應努力解決的，是如何將行政體系內的責任機制有效實施到位。如果不是在“裝醉”，像“醉駕入罪”委屈了公務員這樣的言論，是不應該出現在權力機關立法辯論程序中的。看來，治“醉駕”不易，治“醉權”更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