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不是一句空話，必須體現為有最終目標追求的一系列行動綱領。關于行動綱領，我們從政府工作層面的角度，概括指出了基于戰略方向的四大目標、為達到這四大目標所必須完成的八項重大任務，以及為完成這些任務必須相應保障的一系列具體政策與措施。這些目標、任務、政策與措施，不是零碎的“文件語言”的堆積物，而是始終如一地貫徹戰略的軸心——國內金融的充分自由化和對外開放的有限全球化。是一個體現制度不斷演變和不斷銜接的動態過程的載體。
　　在這一“動態過程”之初，從讀者看來作為“紙上談兵”的戰略，最終能否變成現實，不僅依賴于對中國目前的事實與未來的正確判斷、和全球經濟內在發展邏輯基礎上的制度選擇，同樣依賴于具體實施過程中相對正確的策略與方法。因為“歷史的復雜性和偶然性將隨時沖破這種恰似清醒的分析……這些復雜因素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在歷史關頭扮演支配性的因素。”因此，我們特別指出，落實戰略及行動綱領，方法原則同樣至關重要。我們提出了實施未來金融戰略必須遵守的四項重要原則。四項原則不是憑空的抽象。是基于中國金融30年轉軌中的寶貴經驗與深刻教訓。是從現階段中國“金融發展目的”（經濟為本）、“金融內在特質”（放大功能）、“轉軌金融本質”（制度配套）、中國金融“當前矛盾現狀”（內外開放關系）這四層邏輯關系，依次分別就其主要矛盾關系進行的本質抽象。應該說，這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和唯一性。
　　一是經濟為本。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發展金融為了什么？加快金融改革與開放可以促進經濟發展，同時，由于金融系統對經濟系統存在內在的放大功能和不穩定性特征，決定了在國內外復雜的經濟環境下，處理不好，同樣會對國內經濟穩定帶來沖擊。因此，把握金融發展的首要原則，不能為自身的開放而開放，也不能為自身的改革而改革。即在具體工作中，不宜脫離經濟發展需求，對金融改革開放設定獨立的具體目標。
　　在國際上，發展金融業，確實既可以主要為實體經濟服務，也可以相對獨立發展，并構成一國GDP增長的一個重要來源。但是，對于一個既是世界大經濟體又是處于相對其他國家存在持續高增長顯著潛力的發展中國家——中國而言，實體經濟仍是決定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基礎。因此，在戰略過渡期內，必須始終清醒地堅持促使金融業為實體經濟服務的發展原則。在具體發展過程中，應盡力避免單純為了追趕世界其他金融中心城市或世界上“現代金融”中最新金融產品和技術而不顧實體經濟的需求，進行簡單的模仿與照搬。即使在強調當前我國金融總體發展不足或“滯后”的階段，仍要警惕出現一些脫離實體經濟需求，追求發展某些所謂前沿金融產品和技術的現象。例如，在貸款行政控制仍艱難實行的階段，不講條件地去加快推進某些高杠桿性產品等。
　　二是對“高杠桿”產品的引進，應謹慎為上。金融系統自身始終存在內在的擴張性和不穩定性特征。世界上多個國家金融改革開放的教訓證明，在轉軌時期，由于金融開放的節奏、次序把握不好或者政策部署銜接配合不好，在引進一項新的金融產品或金融技術時，往往反而導致貨幣調控的失控和宏觀經濟總量的失衡。這里，其實并非新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技術本身有問題，而是往往由于一國政府對轉軌、漸進改革復雜性的估計不足，對政策措施的銜接配合不夠嫻熟所導致的。
　　特別是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更是引人深思：即使在一個市場經濟高度成熟的國度內，宏觀調控技術嫻熟，然而由于放縱了大量“高杠桿”產品，同樣惹成了大禍。因此，這里不是一概反對引進“高杠桿”產品和各種金融衍生產品，而是應該強調引進的目的、引進的時機，強調引進時國內是否存在相應的環境與土壤，而不是其他。眾所周知，同一個金融產品和技術的引進，在中國過去30年中的前10年和后10年，其宏觀效應會絕對的不一樣。因此，對同一個具有杠桿放大效應的金融產品，在成熟市場已習以為常，但在一調控技術不嫻熟、調控工具單一、市場廣度與深度欠缺、經濟正處于失控狀態的國家，是否適合引進？其是與非，更是明明白白的。特別是，當一國貨幣調控正主要依賴于信貸行政規模控制時，因其他原因所致，貨幣與信貸又正處于失控局面時，此時如急于大量引進銀行資產證券化產品，無疑是對貨幣調控“火上澆油”。
　　另外，特別需要注意的是，一國越是更大程度地參與金融全球化，其金融學意義上的貨幣、信貸、信用的決定參數也日益復雜化、國際化。從根本上說，高杠桿金融產品，本身不存在是與非的問題，無非在一定意義上，是擴大了貨幣、信貸、信用的放大效應，是純技術的因素。但是對一國貨幣當局來說，當時的調控標的是貨幣、信貸、信用？還是利率、匯率水平？在不同的標的下，引進不同杠桿效應的金融工具，對一國宏觀經濟的沖擊，會產生絕然不同的影響結果。在這方面，可以說正是全球經濟學家在從美國金融危機中深刻反思中的苦惱，也是一個并沒有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
　　三是金融轉軌中務必講究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對于我國目前而言，即使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經濟仍是處于轉軌階段，即既帶有過去計劃經濟遺留下的“痕跡”，又帶有市場經濟的新特征。經濟總體仍是一個不完全的市場經濟，是帶有轉軌、漸進的經濟特征。轉軌、漸進帶來的矛盾性和復雜性決定了，推行一項新的市場化政策措施，有時從單獨看，從方向看，毫無疑問是正確的，但是由于在復雜的經濟體系中，經濟領域中有的領域改革快一些，有的領域改革慢一些，不同領域的市場化措施與非市場化措施，在行政推動下的融合，處理不好，就會造成宏觀經濟總量的失衡。另外，同樣是推行一項充分體現市場化的金融改革措施，但由于整個金融市場結構或者金融體系自身的不盡合理，而非其他經濟領域存在問題，同樣也會對宏觀經濟穩定帶來不利的后果。因此，金融改革開放中，講究節奏、次序的合理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是轉軌經濟的必然。
　　要把握好金融改革開放中合理的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關鍵是對每個時期的金融，具體發展什么，要堅持從解決現實經濟矛盾的原則出發。往往經濟改革和發展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對金融體系提出的要求，是當時階段最切實際的發展方向和內容。抓住當時的矛盾，參照國外金融工具特點來設計我國的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發展才最富有生命力。而不正視改革和發展中的難點，置現有的經濟金融矛盾不顧，另辟戰場“孤軍奮戰”，市場往往不可能持久發展。因此作者曾在上世紀80年代末提出，改革者的口號應該是：當前能干什么而不是應該干什么。
　　計劃運行機制與市場運行機制是兩種并行不悖、難得兼容的機制，各有其不同的控制手段、反饋系統和內在制約力。改革必然會引起對原先計劃運行機制的干擾，同時會使新生的市場機制“失真”。當然這本身不存在是與非的界定。只要宏觀決策者清醒地認識這一點，認真研究其“咬合點”和“摩擦點”，就可以做到既不影響經濟的發展，又推動了改革，在改革中發展經濟。
　　因此，在轉換時期，引進市場經濟條件下一項有效的金融工具時，同時考慮舊體制的適應度并做出些修改，或提出臨時性的輔助性的限制措施，正是維系一項新金融工具在以特定貨幣政策運行體系中的有效運用，此時不必在乎持市場觀點人的指三道四。我國正處在一邊整理市場環境，一邊又要不斷推進金融市場發展的階段，由此決定了中國金融市場的發展既要照顧市場環境，更應重視適當改造市場經濟機器的“零部件”并適時裝在我國的轉軌經濟機器上，或者在改造“零部件”的同時調整原有的機器結構。缺乏任何一方條件的改善，整個機器都難以正常運轉。
　　在今后10年的戰略過渡期內，要把握好金融改革開放中合理的節奏、次序和政策部署的銜接配合，重點要突出關注新歷史階段金融開放中三大核心內容之間的動態協調，以辯證發展的眼光看待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具體說：1、釘住以貿易伙伴國貨幣為主的一籃子貨幣，真正實現市場可信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是匯率機制改革的方向，但是從長趨勢看，在小幅波動中始終保持人民幣有微略升值的壓力，是有助于快速推動人民幣區域化進程。而且，有利于降低企業在區域貿易內選擇人民幣作為計價和支付手段的匯率風險，有利于人民幣逐步成為東亞區內貨幣的“錨”和東亞區的主導貨幣，使人民幣能逐漸實現世界上具有價值儲藏的功能。2、在完全放開資本賬戶管制之前實行靈活匯率制度的國家，所獲得的中期效果比較好，而在匯率嚴重失調的環境下，資本賬戶管制的效果大打折扣。鑒于此，在匯率小幅波動和逐步擴大浮動區間的過程中，視經濟發展動態，仍應不排除在必要時，選擇較大幅度的、一次性的匯率調整，使匯率以基本反映實體經濟的發展狀況。3、雖然人民幣全面的國際化，需要以貨幣的完全自由兌換為前提，但是在初期，兩者完全可并行、交替推進，在并行、交替發展中相互促進。即在資本賬戶存在一定管制的情況下，通過其他政策的支持，并不影響逐步推進人民幣區域化的進程。同時，隨著人民幣區域化程度的不斷加深，也給逐漸放寬資本賬戶管制下的資金進出通道提供了條件。4、資本賬戶管制的寬窄或松緊力度，是體現匯率政策的一部分，是匯率制度的一種補充。同時，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又可以減輕局部資本賬戶管制的一定壓力。
　　四是金融對內開放要優先快于對外開放。一個好的、穩健的、有利于實體經濟發展的金融制度框架，首先是建立在一國對內充分的金融市場化，內部扭曲關系得以糾正的基礎上。在中國當前，事實上，抑制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是國內的金融壓抑而不是金融的對外開放。正是不適當的金融壓抑才容易產生資源配置的扭曲，引起國內泡沫的生成和破滅，不利于經濟的平穩增長。而且，目前國內金融業的“滯后”或者說發展不足，恰恰是制約了我國金融進一步對外開放的主要因素。不管是匯率改革，還是資本流動管理，之所以不能以較快的速度推進改革，主要原因是國內經濟、金融結構的不相適應。因此，在中國金融改革總體進程把握上，當前尤須強調金融的對內改革開放要優先快于對外開放。
　　特別是在進一步的對外開放中，必須清醒認識到，時下國際金融市場的游戲規則，基本是由國際主要儲備貨幣國家所決定。而貨幣與金融運行具有規模、網絡效應與慣性。中國如果不顧國內金融的開放程度，一味追究速度，完全按照已成習慣的國際市場規律運作，在參與金融全球化的過程中，金融弱勢國家是很難趕超金融強勢國家。何況，尚存資本管制的人民幣地位又決定了，在國際上，人民幣的一切運作，很難跳出美元的主導局面。加上我國還存在其他大量的金融管制和扭曲，需要在規則層面進行不斷的調整，人民幣更難跳出美元主導的框框。因此可以說，中國金融的競爭力與西方國家相比，還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如果完全不考慮金融開放中的對內對外的孰前孰后問題，一味推動對外開放，只能產生不利于我國利益的效應。一句話，在金融開放次序上，要全面服從于我國基本的經濟利益和長期的、趕超性的戰略利益，不能為國際金融市場上的要求和壓力所左右，必須要體現大國經濟復興的意圖。
　　（摘編自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中國金融戰略：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