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提交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二審的刑法修正案草案特別單列食品安全瀆職罪，規定“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玩忽職守或者濫用職權，導致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這將是中國刑法的一個重大修改，引起了輿論的廣泛矚目。
　　從前些年的蘇丹紅調料、有毒大米、劣質奶粉到近兩年的三聚氰胺、植物奶油、樹膠冒充蜂膠，頻頻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強烈刺激著國人的神經。不法奸商為牟取暴利，在食品生產、加工和銷售的各個環節，或偷工減料降低質量標準，或加入有毒有害的劣質原料、添加劑，給消費者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帶來巨大危害，并造成嚴重的社會影響。這些行為是典型的謀財害命，有關人員自當被追究刑責，受到法律的嚴懲。然而，回顧近年來各地發生的食品安全事件，一些負有食品安全監管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盡管涉嫌玩忽職守或濫用職權，卻罕見被追究刑事責任。食品安全究責“刑不及官”，對于保證食品安全和保障消費者權益，是一個重大的缺陷和隱患。
　　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從三鹿集團原董事長、原副總經理等企業管理人員，到劣質奶生產者、奶販、試劑店店主、送奶司機等人，分別以生產、銷售劣質產品罪，生產、銷售有毒食品罪，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等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死緩直至死刑。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從時任國家質檢總局局長、農業部總經濟師、石家莊市委書記、市長，到石家莊市畜牧、食藥監、質監等相關部門的官員，盡管有的引咎辭職，有的辭職或被免職，有的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卻并無一人被追究刑事責任。
　　實際上，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有關部門官員監管不嚴、應對不力，而且以“維穩”等似是而非的說辭為由，對已經發生并不斷擴大的疫情隱瞞不報，對于劣質奶粉流入市場以及事態進一步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按照現行刑法，已經可以按瀆職罪的條款予以懲處。如果說瀆職罪的條款還比較寬泛，那么，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瀆職侵權犯罪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三鹿奶粉事件”中有關官員涉嫌“弄虛作假，不報、緩報、謊報或者授意、指使、強令他人不報、緩報、謊報情況，導致重特大事故危害結果繼續、擴大”， 已經達到了《規定》中關于濫用職權罪的立案條件，檢察機關也應當按濫用職權罪立案。但是，最終無一名官員以濫用職權罪受到追究。
　　現在，刑法修正案如果獲得通過，食品安全瀆職罪如果在《瀆職罪》一章中成為一個單列的罪名，將為食品安全事件發生后追究監管部門官員的刑事責任，也為公眾監督食品安全事件的究責處理，提供更加明確的法律依據。這個明文載于刑法的罪名，將比最高檢的《規定》更加權威，更具威懾力，在追究食品安全責任的時候，有關方面和司法機關再也難以對刑法中的“食品安全瀆職罪”置若罔聞，難以像以前那樣得心應手地對有關官員“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了。
　　刑法專門增設“食品安全瀆職罪”，使食品安全究責走出“刑不及官”的誤區，從根本上講，是為了加大對食品安全事故中涉案官員的懲處力度，給食品安全監管部門官員施加更大的壓力，并通過他們將這種壓力傳導到食品生產、加工、銷售的各個環節，從源頭和過程上保證食品的安全生產和規范流通。監管部門官員只有切實感受到巨大的壓力，他們才能增強履行監管職責的動力，才能通過嚴格高效、艱苦細致的工作，為食品安全提供堅實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