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12月15日發布的《2011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俗稱《社會藍皮書》，以下稱《藍皮書》），給我們帶來了一些令人遺憾的信息。尤其在社會保障方面，《藍皮書》稱，農村和城鎮居民的“社保滿意度”都已下降到“2006年以來的最低點”。
　　但有關方面的感覺似乎與老百姓截然不同——“我們干得不錯”：“十一五”期間提出了“覆蓋城鄉居民”，2007年以來的三年中，已經使城鄉低保覆蓋了城鄉居民，使城鄉醫療保障的覆蓋面已經擴大到90%以上，而養老保障的覆蓋面也擴大到將近50%。尤其在2010年，有關部門翹首企盼的《社會保險法》已經出臺……
　　好幾年前，我給北京市的《社會藍皮書》寫過一個關于社會保障的報告。其中提到一個有趣的現象，這就是政府有關部門的評價和老百姓的評價截然相反。政府部門對工作的評價，常常是感覺不錯的。任務完成了，目標達到了，那就皆大歡喜。譬如社會保障改革，干了20多年，還出不了一部《社會保險法》，現在出了，那自然是值得自豪的；又如新農保的“試點”，今年的目標是覆蓋面達到23%，現在達到了，那自然也是功勞大大的。
　　既然如此，為什么老百姓不滿意呢？因為我們的一些政府部門考慮問題，其出發點有時不是讓老百姓滿意，而是要讓“老板”滿意。所以他們制定計劃，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讓自己不出錯，因為如果出錯，“老板”一定不滿意。自保之后，就要考慮如何投“老板”所好，老板沒有想到的、說到的，他們一定不會主動去做，即使明知這樣做更好或者這樣做不好。就目前的社會保障改革而言，后者居多。
　　以2010年的社會保障方面的工作為例：
　　去年年底，有關方面就說，社保法馬上出臺，農民工的社保轉移接續問題即將解決。后來，確也見過一個關于“轉移接續”的“暫行規定”，接著就著急忙慌地把農民工“退保”的路給堵死了。一年過去了，社保法也出臺了，恕我眼神不好，好像還真沒見到有媒體報道過農民工異地轉移接續成功的例子，而不讓農民工退保引發群體事件，倒是時隔一年還有印象。
　　今年年初，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改革又鬧得沸沸揚揚。事業單位改革還不見真章，本來應該是這場改革“大結局”之一的養老保險倒要提前出演，豈非咄咄怪事？這件事導致的社會分裂，后果是嚴重的——企業職工、事業單位職工和公務員，再加上農民、失地農民和農民工，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傷疤被人為地撕開。社會保障的一個基本原則叫做“剛性”原則，哪本社會保障教科書上都寫得明明白白，為什么偏偏要去違反這個客觀規律？企業退休人員的養老金低，而且確實是太低，解決的辦法是提高標準。為什么偏偏要用將事業單位養老金納入同一制度這樣的最不可思議的辦法來處理這個問題？什么是事業單位，就是醫院、學校、科研單位……不怕傷了知識分子的心？
　　到了下半年，媒體出了個關于“延遲退休年齡”的大討論。在看得見的未來，中國的就業問題始終是第一大問題。我們現在常常講分配，其實失業的本質就是參加第一次分配的機會被剝奪。人家都分配兩次，失業者只有一次，而且再分配的結果，常常是“九‘保’十不足”。何況當年的“4050”現在正當“5060”，拿了養老金可以喘氣順溜點，可以回歸主流社會。這時候討論“延退”，引起極大的社會反彈可以說是意料之中的。
　　到了年底，物價猛漲再次放大公眾對社會保障的不滿。其實老百姓看的不僅僅是CPI，他們更深切地感受是食品、居住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上漲幅度。所以，年底的物價大幅上漲，恰恰戳到老百姓的痛處。再想想10年、20年、30年之后，對社會保障的信心從何而來呢！
　　說到底，以上的許多政策考慮，有一個基本的特點，就是社會保障要盡量多收錢，少發錢，似乎只有這樣，才能保住社會保障制度不差錢。社會保障將來會不會差錢，其實光在社會保險基金上算來算去是沒有出路的。社會保障的出路何在？那就是要把這項制度和國有土地、國有企業連接到一起。“國有”是什么？我們叫它“公有制”、“天下為公”。現在如何體現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每一位公民在內的“公有”呢？體現在社會保障制度上也許是最合理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社會保險的因果關系，從來不是“交錢-發錢”這么簡單。問一個問題，一個人20歲參加工作，同時參保，到60歲退休，40年間，養老政策從未調整的例子有沒有？不要說中國，放眼世界，可以說一個都沒有。這說明，一個人退休時拿多少養老金，實際上是由他退休當時所在的國家或社會能夠創造多少社會財富，以及決策者怎樣分配這些財富決定的。
　　總而言之，對于中國社會而言，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是一項重大的政治決策，制度設計者和決策者要站在老百姓的立場考慮問題，他們對制度的滿意度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考量指標。說到底，眾所周知，社會保障是社會穩定機制，要是社會保障反倒成了引發社會不滿的原因，后果不堪設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