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原來的房間分隔成多個小間出租，將會受到最高3萬元的罰款住房和城鄉建設部日前出臺的 《商品房屋租賃管理辦法》規定：出租住房應當以原設計的房間為最小出租單位，人均租住建筑面積不得低于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標準。
　　當往日外來人口聚居的“城中村”，在推土機下漸漸消失殆盡之后，外來人口“群租”問題日益成為城市管理者眼中的“沙子”。一是消防安全、社會治安方面可能存在的隱患；二是周圍本地居民的投訴和不滿。于是，“群租”成為城市管理者“整治”的對象，為此很多地方都出臺了各種政策，雖然備受社會質疑，但是，很顯然，住建部支持和采納了各地政府的做法，明確將限制“群租”寫入了規范租房新規，從而也讓各地整治“群租”“有法可依”了。
　　為租房者的切身利益著想，為了讓房客住在沒有安全隱患的房子里，諸如此類整治“群租”的堂皇理由，再去反駁并沒有多大的意義。因為事實擺在面前，誰都看得見這不僅是“站著說話不腰疼”，而且更是“何不食肉糜”。但凡經濟條件許可，肯定沒有人愿意選擇與那么多人“群租”在一個狹小局促的空間里。相關部門不能無視弱勢群體微薄的收入，與城市房屋售價甚至是租價之間的懸殊差距。在“城中村”被一個接一個推倒的情況下，再不讓他們“群租”，讓他們住哪里呢？
　　“群租”與其說是一種主動的選擇，不如說是一種被動的無奈。更何況，“群租”本身并沒有原罪，那些所謂負面因素，更多情況下只是缺少政府服務的結果。一刀切地限制“群租”，說到底只是基于政府管理便利的一種“懶政”，是管理者為了推卸自身責任而不顧他人生存困境。然而，政府的義務不只在于給外來人群發號施令提出要求，更在于想辦法讓他們在城市中獲得更為體面、更有尊嚴的生活。
　　應該看到，在人口自由流動的當下，國民完全有權在自己的國家里自由遷徙，選擇適合自己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對一座城市而言，它沒有權利選擇準入或拒絕某個合法公民，而只能是被動等待所有合法公民去自由選擇。因此，在自己心儀的城市里居住，是一種不容剝奪的生存權利。“群租”作為實現這項生存權利的最低端選擇，管理者是沒有權力動輒限制或者禁止的，而只能用合理的公共住房福利去置換除非政府能給他們提供更便利、更便宜的住房，否則限制“群租”就沒有合理性可言。
　　在生活面前，“群租”式蝸居絕對是一種充滿艱辛的無奈；在公權面前，“群租”式蝸居卻又絕對是一種不容侵犯的權利。當限制“群租”的部門規定遭遇公民“我租不起房怎么辦”的質疑時，政府部門說“那我不管”就能過得去嗎？從這個意義上講，容忍“群租”之惡，不僅是人文關懷需要，更是政府責任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