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處1000多畝無法耕種的土地，被虛報為可復墾6000多畝耕地，以換取建設用地指標。指標被買賣，最終有6000多萬元被侵吞。發生在河北省石家莊市高邑縣的這起土地腐敗案，已致8名當事人落馬。在這個腐敗鏈條中，省、市、縣三級國土部門7名“大員”，外加一縣委書記，各自利用手中權力，環環相扣，織成了一張腐敗的網。
　　我們一方面是要相信大多數領導干部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眾多事實卻在告訴我們，集體性或是各自獨立又相互聯系的個體形成的集體性貪腐案件在前“腐”后繼。我們不妨看看高邑縣這樁土地腐敗案的發生過程。首先石家莊建設用地指標緊缺，稀缺資源的緊缺，為權力尋租提供了絕佳的契機，而且因為要大量建設項目，石家莊市國土局長顧旗章還是被市政府“壓著找建設用地指標”的。于是，通過國土部相關“土地置換”政策，1700畝甕窯地被強推成廢墟，又通過了省國土廳“驗收”成為“耕地”，又被篡改圖紙，以6400多畝地上報，并最終置換到近5000畝建設用地指標。而所得巨額收益，被層層“漂白”，納入了國土官員們的私囊。
　　所謂層層“漂白”，其實就是層層轉賣建設用地指標，就像開發商炒地皮一樣玩空手道，結果政策成了以權謀私的幌子，審批和監管等制度在看似密不透風的腐敗鏈條下成為一張張廢紙。因為審批和監管者本身就成為腐敗鏈條上的既得利益者的一環，一環扣一環，遮人耳目，遂成窩案。
　　因此，貪腐之要害，關鍵在于權力監管的嚴重缺失。但現實中我們又時常碰到尷尬的局面，即外部的監管往往難以滲透和加壓于權力的運行，內部的監管又經常因為利益均沾效應、官官相護的關系網的布控，幾乎喪失作用。一旦內外監管缺失，權力便幾乎在黑箱中操作了。
　　于是，在這種尷尬中又會產生新的尷尬，貪腐的暴露，往往是內斗而起。比如高邑縣的這起腐敗窩案，就像此前發生過的江西省國土系列貪腐案一樣，始發于權力內斗，或是分贓不均等，一些既得利益者受到威脅和損害時，與其異心的同伙把柄便暴露無遺。然而，這樣的反貪雖有驚奇性，但仍然是不靠譜的。我們當然希望官員揭發官員，但等待揭發的這一天實在太充滿偶然性了。
　　透過這一起又一起的貪腐窩案，筆者得到了一些啟示。一是“要防止濫用權力，就必須以權力約束權力”，減少權力過度集中的情況，建立科學有效的權力制衡機制；二是最靠譜的反貪思路還是要回歸到權力的來源上，要把權力機制放在人民監督和法制的陽光下運行，尤其是對那些所謂的“肥缺”的權力部門要重點優先監管，這些官員也要優先公開財產收入狀況；三是新的政策出臺必須要有強有力的監管問責機制配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