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關于稅收制度調整的新聞頻頻出現，調整種類之多，大約是1994年稅制改革以來罕見的。在調整當口，主張者都有各式各樣的美好動機，都宣稱是目前中國社會發展所要求的——比如分配的公平正義和中國經濟轉型之必需。聽那口氣，似乎“稅收新政”一到，和諧社會以及健康可持續的經濟秩序指日可待一般。
　　比如那些說要做房產稅、物業稅改革的人，就認為此舉兼顧了經濟轉型（不過度依賴地產一個行業，蘊含著變投資拉動為消費拉動）、分配公平（滿足“居者有其屋”的夢想）、給地產降溫，消除經濟泡沫（抑制不勞而獲，使資產價格平穩，從而使經濟軟著陸）。這比較宏觀。也有微觀層面的，如煙草征稅，據說可以幫生活習慣不好的人戒煙；再如海關總署說，iPad以“定價”5000元征稅是為“方便旅客”，等等。
　　總之，凡是提倡積極稅收，并覺得稅收效果積極的人，認為在中國現階段，所有稅改的目的和動機都應該很明確，符合中國稅收一貫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動機和目的看上去當然很清楚。唯一不清楚的，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這個句子里沒有主語。雖然我們知道肯定是由國家來取，國家來用。但在沒有主語的句子里，是不是意味著“稅”這個東西，一取一用之際，即使都回到賓語“民”那里，也可能和“民”這個賓語無關？
　　這么看并非咬文嚼字，也不是杞人憂天，而是稅收的最基本形式決定的。
　　全世界都承認稅收有三個基本性質，即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首先說無償性。稅收一旦到了國家手里，就是國家所有，與每一個具體的納稅人無關。要想在這個普天下都承認的道理之下，認為稅收的動機和目的都和民有關，都是和民商量出來的結果，并非那么容易。
　　退一步說，即使為了高度落實“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我們也要加強監督，比如設立審計機構，防止亂花錢。但任何制度都是有成本的，監督稅之“取用”也是要花錢的，而這部分花銷，無論如何都是額外支出，是再也回不到“羊”身上的“毛”。
　　更何況說，稅的無償性和強制性從本質上決定了“取”之不易。要讓人家不情愿地把兜里的錢財變成你兜里的財政，不花點“取”的成本是不可能的。而“取”的成本，根本無法再回到“民”身上。把無償拿來的錢，一分當兩分花的政府，舉世罕見。就算我國政府是一分當一分花了，但若想花下去，花正確了，準確了，也要有一批花錢高手，那至少也要另外支付薪水。
　　因此，只是算稅的經濟賬，那些要求加稅的人士就難以辯論。不過，一般而言，稅雖然以經濟賬的形式完成它的動機和目的，但除此之外，往往還有一筆政治賬。
　　如果從政治角度看稅的動機和目的，稅收常常就從經濟賬的虧本跳了出來，化個妝，變成了可能盈利的政治賬。因為社會總是存在某種加稅的呼吁，這種呼吁，對聞稅則喜的政府來說，不僅僅體現著它管理國家的經濟能力，更體現著它全面管理國家其他事務的能力。
　　不去說稅收是保證國防、外交、法律、公共衛生環境等基本公共權力的基礎。這些好理解，這是納稅人為國家應盡的義務，也算是納稅人出資購買的公共服務。但那種針對市場出現價格波動，分配出現不均，政府以新征稅收來體現完美能力，卻十分不靠譜。
　　最典型的就是對某些過快發展或過度變化的產業加稅的情況。比如前文提到的、為了給地產降溫而進行的稅制改革，就是如此。
　　首先，無論在地產行業的哪個環節加稅，無論是直接稅（比如物業稅、投資賣房的所得稅），還是流轉稅，說到底，稅收成本最后的承擔者，都是購房居住的消費者。這些稅除了增加整個行業的成本，看不出它對資產價格的上漲，有什么抑制作用。因為資產價格的上漲，通常是和成本無關的。一塊錢的資產價格，在牛市時漲到十塊，也未必和稅收構成的成本有關。
　　其次，是抑制地產行業的過熱，稅收與其說有用，不如說會讓市場產生錯誤預期——因為這將抬高成本。而成本的抬高，若總是在加稅的政策下進行，其他條件不變，人們可能會為了提前消化這部分成本，加大投資購房的力度，從而可能刺激人們繼續投資，導致房價繼續上升。
　　而加稅最積極的效果，或者說最大的利益獲得者就是政府。那些不明就里的人認為，政府出手了，從投機客賺的錢那里拿走相當大一部分。但他們忘記了，這部分賺頭，其實還是消費者支付的。
　　若說所有增加稅收的動機都可疑，那也是偏激之論。我們只是說，需要給各種稅收的動機和目的畫出一個邊界來，而這個邊界不是那么容易畫的。因為我們的稅收，仿佛天然就體現了政府的能力，因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稅收政治原則至今沒有動搖，雖然它仍有大量的改進余地。
　　既然無法動搖，也不用急。按照中國漸進改革的模式，我們不妨先限制稅收的動機和目的盲目擴大。稅收的第三個特征，就是固定性，這意味著稅種應該是長期的，稅率應該是相對不變的。這也是普天之下都承認的道理，這算是一個不得已而為之的邊界。我們當以此暫時限制一下多變的中國稅制和稅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