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貿易是中國外向型經濟和工業發展必須借助的工具，這是國際競爭的現實和中國國情所決定的。現在流行的說法，將我國加工貿易起點定在改革開放后。實際上，在1972年尼克松訪華并取消對華全面貿易禁運后，我國就開始積極探索發展開放經濟，加工貿易、引進外商直接投資，較大規模地發展原料和銷售市場“兩頭在外”、加工環節在國內的加工貿易了。而且當時的加工貿易屬于進料加工（又稱之為“以進養出”），與1978年后東莞的來料加工合同相比，我方掌握權力、承擔風險和收益率均較高。
當時率先啟動的是進口棉花加工成棉布后出口的棉紡織工業，陳云同志進一步提出，“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出口發展空間很大，并可將這一模式推廣到農產品領域，如進口化肥和設備而出口大米、肉類。1973年10月，陳云同志對此思路作了系統講述，后來收入《陳云文選》第三卷。
周恩來總理則提出了建立經濟特區以引進外資和開展加工貿易的構想，并利用接見廣交會代表、美國銀行家洛克菲勒、澳大利亞總理惠特拉姆等場合公之于眾。
雖然受當時條件所限而未能立刻實現，但在他身后發揚光大。時至今日，加工貿易占據中國出口半壁江山已有多年，中國建設經濟特區的經驗也在國際上受到了廣泛關注。
確實，在現行加工貿易模式下，我們在整個國際生產收益分配格局中所得份額較低，目前過高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也給宏觀經濟管理增加了負擔。現在，在就業、居民收入、出口、財政收入、相關行業等各個方面，加工貿易給廣東、特別是東莞等城市帶來的利益有目共睹。但在廣東、在東莞所占據的遠遠不止半壁江山，正因為如此，加工貿易升級轉型對全國外貿至關重要，對廣東、對東莞則是生死攸關。是更上一層樓，還是躑躅不前甚至曇花一現，成敗在此一舉。而要做好加工貿易轉型升級，需要注意以下幾點：
首先，無論提升加工貿易商品的層次，還是創建自身品牌，延伸增值鏈條，兼顧內外貿，都是從整個地區、整個國家層次上講的，不是說在微觀層次上所有企業都要走上這樣的道路。事實上，在每年新創的品牌中，真正能站住腳并不斷發展的只能是少數，每個成功品牌、每家成功企業，總有一批為之配套服務的企業，這樣的體系才富有彈性，集實力與效率于一體；苛求所有企業都建立自有品牌的體系，必然是僵硬而難以迅速調整的。我們不是要徹底改變現行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體系，而是要改變這個體系的收益流向。如果加工貿易轉型升級前我們100%的企業是為海外公司、海外品牌做貼牌，轉型后倘若出口規模沒有縮小，在世界市場份額沒有下降，仍有95%企業是在做貼牌，但80%的量是給中國公司、中國品牌做貼牌，那就是巨大的成功。
所以，在加工貿易轉型升級中，政府不應強求所有企業都走自創品牌的路，企業也不能都去自創品牌，而要根據自身情況量力而行；已積累了足夠實力的企業可自創品牌在國內外市場打天下，尚不具備相應實力的企業，政府要推動、鼓勵他們為有實力的自主品牌企業配套、貼牌加工，抱團打天下。
其次，從傳統勞動密集型產品轉向技術、資本含量較高的產品，不等于聽任這些傳統加工環節流失海外。由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甚至廣東一省之內發展都很不平衡，這些在東莞、深圳已喪失比較優勢的環節，在其他相對欠發達地區可能還很有生命力。鑒于在當前的新一輪國際產業再布局進程中許多后發國家正緊盯中國沿海產業轉移機會，我們要把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與國內產業轉移結合起來。不久前我在廣東考察了清遠、肇慶等地的產業轉移園，覺得很有啟發；東莞從2005年起與省內欠發達地區合建了9個產業轉移園，目前正與惠州共建市級產業轉移園，有序轉移不合適在東莞的生產環節，并加強轉移園與東莞產業的配套合作，這是正確的發展方向。
第三，加工貿易轉型升級要與人力資源提升結合起來，而要實現人力資源提升，就需要改善對勞動者的待遇。實事求是地說，珠三角和整個廣東在這方面的聲譽不如長三角，以至于在近幾年的“民工荒”中受影響最大。衷心希望廣東對此能有實實在在的改進。須知，即使不考慮企業自身提升的需要，勞動者工資收入提高也并不是單純的成本支出，而是能夠通過消費等帶動、造就一批新的產業。
第四，要進一步發揮內資企業作用，即使轉移部分生產環節，也應優先考慮國內轉移，以把根留住。
第五，出口轉內銷不僅有助于企業提高市場穩定性，而且有利于增進國民福利，因為許多加工貿易外銷產品的品質遠遠高于國內市場上的同類商品。但目前國內流通環節不規范，回款無保證，成了出口轉內銷最大的阻力之一。連格力這樣的領袖企業，當年黃光裕執掌國美時都拖欠其大筆貨款。至于流通環節企業員工向供貨商索取賄賂的案件，更屢見不鮮，不管是內資企業還是家樂福這樣的大牌外企，概莫能外。所以，要打開出口轉內銷市場，必先規范國內流通市場秩序，制約流通企業過于強勢以至于常常侵吞生產企業、供貨商合法權益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