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2月5日）共有103萬人共赴“國考”。2003年第一次國家公務員考試，這個數字僅為8.7萬，7年時間，“國考”考生人數已經攀升了12倍，競爭比例也由最初的16∶1，升至63∶1。當年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數百新科進士們從端門列隊而出時仰天長笑：“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如今看來，李世民的格局還是小了些。但面對103萬矢志“為人民服務”的考生，不知道“國考”的組織者們作何感想。
　　來的都是“英雄”？不一定。自唐以來，執政者一直面臨這樣的難題：入彀的并不全是“英雄”，而這一點，考試是無力辨別的。其實，科舉發展到考八股文的時候，中國的考試文化已經登峰造極。從八股文這種主客觀題統一文體的選擇，到一系列制度設計，你還真不能說現在就比祖宗強，畢竟在古代誰要泄露個四級考題，是要冒殺頭風險的。如此完善的考試設計，按說選出的人學問是好的，但“英雄”們要不就卡在美人關前，要不就倒在錢財關下。最清廉的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那不清廉的就更不堪了。
　　也許有人會立刻反駁：你有辨別“英雄”與“狗熊”的法子嗎？老實說，誰都沒有。但走考試的老道路，祖宗早就碰過壁了。當然辯護的理由很多，無非三條：一是充實隊伍，二是公正取仕，三是引導就業。充實隊伍是個偽命題，因為考試并不能分辨真正的人才，所謂充實隊伍就不能成立。公正取仕則有點一廂情愿。公正與否是道德問題，而“英雄”與否則是技術問題，根本無法杜絕“技術”好的人加入“英雄”的行列。而引導就業看上去是政府的一個惠政，但實際上在引導就業的同時，也將社會價值選擇引導到一條老路上去了。
　　從“唯有讀書高”到“學而優則仕”，這是一條官本位的老路。古人之所以如此，是執政者提供的選擇本就不多。士農工商，士是民之首，商是民之末，何去何從，一目了然。問題是，新世紀的百萬學子怎么又走了這條路呢？其實，道理一樣，選擇似乎也不多。一邊泥飯碗，一邊金飯碗；一邊低工資，一邊高福利；一邊人人吆喝你，一邊人人恭敬你，何去何從，同樣一目了然。
　　只有一種價值取向，社會是危機的。唐太宗是家天下，天下英雄入一門一姓之彀，那是國家治理的需要。現在社會并非如此，一個個爭先恐后入彀官本位，那么誰還愿意當群眾呢？所以根本問題不在通過考試，辨別誰是英雄，誰是狗熊，而是盡量提供更多的選擇，讓“英雄”們可以入仕，可以經商，可以務農，可以打工，可以在任何他想做的行業里贏得榮譽。政府的責任就是為每一種選擇提供足夠的尊嚴，足夠的體面，而不是增加彼此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