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構轉型應推行差異性政策
● 打擊資源類商品的投機行為
● 疏導產業資本回歸實體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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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壟斷企業價格形成機制
● 加強監控資源類產品進出口
● 強化自由競爭防止逐利投機
當前的物價問題備受關注,也表現出一定的復雜性和嚴重性。因此，梳理物價上漲的成因，對政府今后采取應對政策十分必要。
首先，物價上漲的原因之一，在于投資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所帶來的真實需求與節能減排的行政措施（比如拉閘限電、原油斷供等政策）之間發生了不可調和的沖突。其次，政府主導的救市組合拳，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和實際上超寬松的貨幣政策的配套實施等，在穩住經濟發展的同時，也帶來了后遺癥。流動性的泛濫，進一步推高了整體物價水平。第三，“通脹預期”在市場價格日益上漲的趨勢中不斷強化，而政府管制的價格體系和銀行負利率結構的長期化趨勢，給國內套利和投機行為創造了機會。第四，在產品的供應鏈上，上游資源類行業是少數國企和央企的壟斷市場。國內這種缺乏“價格向下彈性”的壟斷性資源供給格局，推高了中下游產業的長期進貨成本，導致它們失去了“動態平抑”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的能力。第五，具備資源類產品進出口的特權企業，利用國內成品油生產的過剩產能和可以低價進貨的優越性，去獲取被國際金融資本推高的油價和受到政府管制的國內價格之間的價差，會進一步加劇國內市場資源產品短缺的現象。第六，價格管制所導致的“批零倒掛”現象，不僅無法從源頭上抑制通脹上漲的局面，反而會促使更多中下游企業主動退出受政府管制的市場，進一步加劇了由“供給不足”問題所帶來的通脹壓力。
面對上述來自于“需求”（前三個因素）和“供給”（后三個因素）兩方面對物價上升的共同推動作用，我們應該拿出怎樣的應對措施？看來，僅靠緊縮貨幣政策是不夠的，需要決策部門找到一個組合拳的平衡點、政策導入的最佳時機與合理的實施力度。
一是差異性地推行結構轉型的產業政策，替代現在對所有企業一刀切的行政管制措施，采取企業自愿和政府扶持相結合的方式，去控制節能減排的目標。可以先讓國有大型企業和央企進行節能減排的技術改造和碳排放權合理交易模式的探索；民營企業則在政府的有效扶持和以往的成功經驗指導下，逐步完成節能減排任務。
二是努力確保供給渠道，及時動用戰略儲備增加對市場的供給，打擊金融資本綁架資源類商品的投機行為。對于最近由于美元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動蕩引起大宗商品和農產品價格的暴漲，應該呼吁國際監管部門和相關國家監管部門投入及時的調查，并對發現的投機行為實施嚴厲的制裁。
三是通過大力的政策扶持和稅收制度的引導，鼓勵民營資本進入企業創新的融資平臺中。通過這種疏導產業資本回歸實體經濟舞臺的方式，能夠降低中國市場流動性泛濫的問題，能夠提高有效打擊國外熱錢流入的投機行為。
四是上游資源類壟斷企業要對價格形成機制向公眾說明，要接受代表群眾利益的“第三方”客觀監督。原則上要反映出市場價格波動的趨勢，但波動造成的影響可以通過事前的價格“平滑”管理原則，或事后有針對性的損失“補貼”措施來加以緩解。
五是對資源類產品的進出口要設定一個“價差”開關。當內外價差低于某個臨界值，就要限制其出口而保證國內的供給。當然，我們在制定臨界值時，還是要強調匯率、稅收調整后的相對價格水平。
六是對與民生相關的資源類行業，應強化自由競爭的格局，也應該請這一行業的企業加入一種“安全保險”，防止逐利型的主動退出行為。一旦供給沖擊導致企業資不抵債時，經第三方專業機構確認后，可以動用這筆保險金來渡過難關，以保證市場穩定的供給能力。
此外，政府需要重視金融體系在管好百姓財富中所發揮的作用。因為在中國目前的發展階段，低收入占大多數的百姓，儲蓄偏好大于消費偏好，所以，漲工資不一定能看到顯著的消費額增長，但是它自然會更多地進入到金融財富積累的過程中，從而導致銀行存貸量的放大和金融市場資金規模的增加。若中國金融體系還不走向“成熟”，而今天決策部門又放任由此可能產生的越來越嚴重的通脹或泡沫問題，那么，百姓正在積累的消費能力，到了明天就可能會化為烏有，從而無法產生我們所期待的“內需”推動經濟增長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