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源于美國次貸危機而來的經濟危機對我國的經濟產生巨大的沖擊，其直接表現是出口受阻，大量公司經營困難，工人失業。為了緩和外界的沖擊，我們主動出擊，實施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結果雖然GDP回升，經濟走出衰退，但迎來了CPI上升，出現了令人煩惱的通脹。可以說，眼下的通脹不過是失業的一種替代。不幸的是，通脹的負面效應不僅僅體現在CPI上，還會產生“劫貧濟富”效應。
不用解釋，“劫貧濟富”不是一般的人情倫理，不為世俗社會所接受。我們熟知的是“劫富濟貧”的武林箴言——雖然充滿著暴力、血腥以及難以自證其公平，但對于富人占比小的常態社會而言，這樣的舉動終究能體現出某些進步性，不失為平衡社會的“良器”。而“劫貧濟富”的結果是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是貧窮之人占多數的常態社會無法容忍的。然而，這樣的局面還是不可避免隨通脹的發生而到來。
所謂通脹，就是全面、持續、長時間的物價上漲現象，舉凡生活中的物品，尤其是基本消費品概莫能外。因此，相對于不變的或既定的貨幣財富而言，通脹就是一種稅項。也就是說，通脹是沒有回報的強制性征稅，不用過問你的意愿，也不用征得你的同意，這與其他征稅完全不同。面對這樣的情形，表面上看來似乎貧富一樣，都不能幸免。但是，這只是我們看到的事情的一部分。通脹所產生的實際影響要復雜得多。由于通脹往往起源于積極的財政政策與寬松的貨幣政策，下面我們分開來解析通脹的實際影響。
首先，通脹產生的原因之一是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說白了就是赤字財政政策。在整體經濟均衡狀態下，赤字財政會形成赤字投資。這種投資是新追加的、憑空多出來的，沒有相應的對應物，會擠兌原有的市場供應。因此，這種投資一旦放行，能拿到項目的單位就能先人一步擠進市場購買相關商品。用一個比較形象的比喻來說，就是這些單位能買到沒有摻水的面粉。隨著赤字投資增加與赤字項目開工，水會越加越多，面粉中的實物含量大幅降低。其后購買面粉的人就要忍受摻水的苦惱。因此，離赤字政策愈近的人愈能得到赤字政策的好處：生產規模擴大，職工收入增多，福利上漲。而離赤字政策愈遠的單位，能分享到的好處愈小，甚至無緣于此，得不到任何好處，只能享受赤字政策的惡果——通脹。
能從赤字財政中分一杯羹，從而可能避免通脹侵害、享受通脹好處的究竟是什么單位呢？顯然是政府的嫡系，尤其是大型、壟斷性國企。這些企業原本就是政府的左膀右臂，集萬千寵愛于一身，富得流油。經濟危機一來，又受到政府的垂青，投資源源不斷，經營規模與收入水平大幅攀升，通脹自然于它們秋毫無犯。這是通脹之下“劫貧濟富”的第一層含義。
寬松的貨幣政策是誘發通脹的第二個原因。所謂寬松的貨幣政策，實質上就是放松信貸條件與限制，讓企業與個人增大貸款規模與投資規模，從而達到促進生產、扭轉經濟下滑的目的。我們知道，正常條件下的貸款來源于儲蓄，而儲蓄來自千千萬萬個人的收入結余與企業的利潤。因此，貸款規模在總量上有一個極限，不可能超過儲蓄。但是，在寬松的貨幣政策下，信貸規模往往會突破這個極限。信貸的過量投放會改變市場的需求結構，快速增長的需求無法得到滿足，市場最直接、最有效的應對辦法就是漲價。
對于我們這里討論的主題而言，最緊要的是何人能享受寬松貨幣政策的好處，拿到更多的貸款，從既有的面粉堆里抓取更多的面粉。與前文分析過的情形大體類似，蕓蕓眾生、大量民企與中小企業是無緣寬松的貨幣政策的。而那些能從寬松的貨幣政策獲得新增貸款的單位與個人，雖然也會面臨通脹的盤剝，但只要新增貸款所產生的利潤高過通脹，其整體利益不僅不會減少，反而會以一定的幅度增加。結果，與前文的分析一樣，結論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這是通脹下“劫貧濟富”的第二層含義。
通脹之下，物價大幅上漲，貨幣貶值，購買力下降。對于手持現金（包括銀行存款）的人而言，財富會貶值。雖然一般而言通脹發展到一定程度后會在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商品間趨向平均化，但不同的資產結構在通脹中的境遇大異其趣。通脹之下，物價上漲，貨幣購買力下降，但資產會升值。升斗小民除了貨幣收入與為數不多的銀行存款，并沒有多少可以稱為資產的東西。因此，這一群體不僅實際收入水平下降，也不可能通過資產的增值來彌補通脹帶來的損失。相反，富人的處境就完全不同。雖然他們的貨幣財富同樣會縮水，但一般而言，貨幣財富所占比重遠遠小于其他資產，富人持有的非貨幣財富會因通脹而升值。因此，總體而言，即使這部分的增值難以彌補通脹對貨幣財富造成的損失，但也不至于像平民百姓那樣處于財富凈縮水狀態。這是通脹下“劫貧濟富”的第三層含義。
總之，應對經濟危機所采取的寬松的貨幣政策與積極的財政政策雖然可以阻止經濟下滑，但同時會產生一些嚴重的負面后果，“貧者愈貧、富者愈富”的社會分化即是其中之一。這雖然不一定出自政府的意圖，但天然的經濟邏輯是依附于政策之上的。也就是說，“貧者愈貧、富者愈富”是干預政策的伴生物。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至少不會出現此種原因導致的貧富分化現象。由此，我們可以得出結論：人們在經濟體系中的位置及分享政策的能力決定了人們在利益結構中的處境與得失。就此而言，排除人為干預、規范與縮小政府干預經濟的行為，才能縮小，甚至避免通脹帶來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