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進行國民收入分配體系改革，是當前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財稅體制的加速調整、改革，當是實現上述戰略目標的一柄利器。
　　然而，近期有關稅改的一系列政策構想，卻開始在公眾中產生較強的逆反心理。比如正在征求意見的《車船稅法》，擬為了節能減排而大幅提高車船稅征收標準;房產稅、物業稅將提高公眾房產保有環節的稅負;環境稅開征也已漸漸浮出水面……
　　有關中國人稅負有多重的討論此起彼伏，財政收入連年超GDP增長令人側目，上述醞釀登場的新稅更容易讓民眾產生疑問:政府不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嗎？為什么還在持續增加稅負，從老百姓兜里掏錢？
　　事實上，世界各國因為國情不同，稅負高低各異，很難形成統一標準。以北歐國家為例，其稅負在全球居高位，但其民眾并不會因此而有很多抱怨。原因在于，在其稅制結構中，直接稅為主體，有利于國民收入分配調節;政府財政大比例通過公共支出的方式轉移給民眾，提供更加完善、均衡的公共服務，建立高福利國家。
　　問題的核心不在政府收了多少稅，而在于稅制結構是否合理，在于收上來的稅是否真正公平、合理地用在了公眾身上，用在以人為本、實現全民可持續健康發展上。
　　以此為標的，中國的財稅體制顯然有加速調整、改革的必要。
　　從財政收入方面來看，中國現有稅制重間接稅、輕直接稅的結構顯然不利于國民收入分配的合理調節。
　　1994年稅制改革，中國確定的目標是實現間接稅、直接稅雙頭并重的稅制格局。時至今日，以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為主的間接稅仍然占大頭，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直接稅比重仍然偏低。
　　間接稅與直接稅相比較，前者主要產生于生產環節，更易于征收，但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較弱，后者主要產生于消費環節，對征管水平要求較高，但收入分配的調節功能則更顯著。
　　同時，由于增值稅環環緊扣的鏈條特征，更容易刺激地方政府盡最大可能拉長工業產業鏈，事實上刺激了地方政府招商引資、大搞投資拉動的積極性，這也是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難的一大病根所在。
　　從財政支出方面來看，公眾希望知道，各級地方政府收上來的稅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是否實實在在用到了公眾身上？用了多少？怎樣具體分配的？哪些是有效的，哪些被浪費？用來大醬油的錢是否被拿去買了醋？??
　　現行財政體制造成的信息不對稱，加之民眾日益覺醒的納稅人意識，使得公眾對政府財政收支的不信任感難以被真正消解，反而在一定的情形下被越發強化，即便有益的改革都可能被誤讀而無法真正順利實現。
　　因之，我們有必要對財政體制調整改革做整體的把握、清晰細致的路徑設計。
　　其中的關鍵點應該是，從稅制結構來看，必須要下決心真正扭轉間接稅獨大的局面，切實在不斷提高稅收征管水平的情況下，降低間接稅在整個稅收中的比重，加大更具收入分配調節功能的直接稅在稅收中的比重。首當其沖的，個人所得稅真正意義上的改革應該盡快推進，而不是停留在小打小鬧的起征點問題的糾纏上。
　　從財政支出方面看，則必須要加快政府從經濟建設型財政向公共服務型財政的轉軌，使得更大比例的財政收入能夠用在公眾真正需要的地方，最合理有效地發揮其功能。
　　“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濟的發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2008年3月18日，溫家寶總理在接受中外記者采訪時的這番言論令人記憶猶新。
　　130年前，以財政制度創新為標志，美國政府革故鼎新，開始步入著名的“進步時代”。
　　而如果上述一系列財稅體制改革目標得以真正實現，我們有理由期待并相信，中國的“進步時代”便將真正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