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貨幣超發，還是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猛？關于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大幅上揚的紛爭，一時間把農業部和工信部推上了風口浪尖。工信部把包括大宗原材料在內的物價整體上漲歸因于農產品漲價的帶動，而農業部在11月25日
發布的一份調研報告則用數據反駁了工信部，稱多數農產品價格漲幅遠低于化肥、種子、土地和勞動力成本的漲幅，農業部更愿意用“流動性過剩”、“人民幣升值”和“熱錢流入”等詞匯解釋國內通脹超預期的現象。（2010年11月27日
《華夏時報》）
此前，國家多部委也對此番農產品價格上漲問題產生了爭議。國家發改委11月24日
發文稱，種種跡象表明，游資炒作和不法經營者采取欺詐、串通、哄抬、囤積等不正當手段操縱相關商品價格，是農產品價格上漲的直接推手。而農業部官員表示，炒作不是農產品價格上漲主因，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則認為農產品不具有投資品的特性。
盡管政府部門的各路“專家會診”還沒有對此番農產品價格上漲的“病因”達成一致意見，但各地針對農產品價格的行政打壓措施已經全面展開，并且很多地方的農產品價格應聲而落。
這不免令人擔心：在病因未明的情況下匆忙采取的治療方案，會不會帶來更大的副作用？這樣的擔心絕非多余。
一方面，不恰當的價格管制有一個相當明顯的副作用：因為它違背經濟規律，人為扭曲了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關系，使市場的自主、自動調節功能部分失效，從而使每一次價格干預都成為價格反彈的伏筆和前兆。就以當前的農產品漲價為例。國內農產品價格一直處于世界上的價格洼地，等于是用低收入的農民補貼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導致農民種糧、種菜的積極性一直不是很高。如果的確是種子、化肥、農藥、勞動力價格和土地價格在提高，而農產品價格卻得不到相應提高，那么它勢必進一步挫傷農民的積極性，導致農產品生產的進一步萎縮，不僅為下一輪漲價打下伏筆，嚴重時甚至有可能危及國內糧食安全。
另一方面，不恰當的價格管制還會進一步惡化底層民眾的收入狀況，進一步加大下一輪價格管制的壓力——因為收入太低，所以要求各方面的物價也低。眾所周知，就像每一輪價格上漲一樣，通脹到了最末端——農產品漲價這一環，還沒有真正傳遞到生產環節，在流通環節往往就被掐住了咽喉。農民從物價輪番漲價中不斷受損（比如種子、農藥、化肥先上漲），卻很少受益。這也許也可以解釋為城鄉差距越來越大的原因之一。
這樣一種不斷傷及底層百姓，物價高也百姓苦物價低也百姓苦的管制模式和機制，的確已經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了。從長遠看，中國的農產品價格都應該持續穩定地提高，而不是降低。因此，中國的問題，本質上不是物價太高的問題，而是政府保障不力、市場改革不到位和國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問題。政府的責任和義務，應當致力于解決這三大基本問題，而不是頭痛醫痛腳痛醫腳，揚湯止沸去胡子眉毛一把抓地抓物價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