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30多年來，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深入發展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顯著特征。在發展新階段，在繼續推進這“五化”的基礎上，著力實現人本、綠色、創新、協調發展將成為中國經濟轉型提升的顯著標志。對此，應做深入研究。
繼續推進由“物本”向“人本”轉變。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奇跡，但也形成了過于追求GDP增長的“物本”發展理念和體制慣性。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正在從以滿足人的生存需要為主的生存型階段，轉入以追求人自身發展為主的發展型階段。如果說在生存型階段著重追求GDP指標具有合理性，那么，在發展型階段就應更加重視人自身的全面發展。
從橫向和縱向兩個方向提升“人”的內涵。馬克思在談及未來新社會的本質時深刻指出，它是比資本主義社會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促進“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要求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新階段進一步提升“人”的內涵：橫向上擴到邊——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縱向上貫到底——超越“當代人”思維，著眼于代際公平。
由“單向度需求之人”向“多向度需求之人”提升。如果說前30多年人的需求向度還比較簡單的話，那么，在發展新階段人民群眾的需求越來越具有多樣性、升級性、公平性和可持續性的特點。因此，應更加重視以人為本。這里的“人”不應是“單需”之人，而應是“多需”之人，包括物質需要、精神需要、生命和健康需要、參與政治和社會生活需要等；不僅要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物質成果，而且要共享文化成果、社會成果和政治成果。
拋棄“人本工具論”，樹立“人本實質論”。“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2000多年前的管子能提出這樣的思想是很可貴的，但其出發點是稱霸。與這種“人本工具論”思想不同，我們所講的以人為本是真正站在人自身角度的“人本實質論”。中國經濟轉型提升，在核心層面上必須樹立人本實質論。對于各級領導干部來講，這個問題尤為重要。
推動綠色發展。當前國際上對生態環境問題的關注度越來越高，我國發展的資源環境約束日趨嚴峻，這給中國經濟轉型帶來巨大挑戰。在此背景下，必須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推動綠色發展。綠色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綠色增長問題，而是一個包括綠色增長、綠色產業、綠色能源、綠色城市、綠色消費、綠色文化等的完整的發展體系。中國政府已經提出行動目標：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對于我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作出這樣的承諾是負責任的——不但對中國負責任，而且對世界負責任；不但對當代負責任，而且對后代負責任。如何破解“綠色發展”道路上的難題？第一，向科學技術要綠色發展。實現綠色發展，必須重視科學技術的支撐和引領作用，積極研發一批具有戰略意義的前沿綠色技術。這既是應對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國際經濟技術競爭的需要，也是開辟新的經濟增長點的戰略舉措。第二，向產業結構調整要綠色發展。在發達國家碳排放結構中，生產、生活、交通大體各占1/3。我國由于發展階段原因，工業占能源消費總量的70%左右。因此，產業結構調整是實現綠色發展的基本途徑。一是調整三次產業結構，注重發展低碳的第三產業；二是調整第二產業結構，瞄準耗能污染較重的產業，削減污染物排放量。第三，向政策法規要綠色發展。通過政府“有形之手”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設計，包括產業政策、財稅政策、金融政策等，引導和推動綠色發展，比如可以開征環境稅。第四，向市場力量要綠色發展。節能減排、綠色發展，起基礎性作用的是市場“無形之手”。市場發揮作用的關鍵是建立“環境產權制度”，給每個企業、每個人都安上環境產權的“馬達”，使每個社會細胞都具有節能減排的內在動力。
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提升。我國雖然已是一個加工制造大國，卻仍是一個創新小國，技術對外依賴度高，自主創新不足。加快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型、從“加工基地”向“創新高地”轉變，應把握三個方面：制高點在于建立國家創新體系。應創造支持創新的政策法制環境，構建戰略性技術和產業共性技術研發及工程化平臺。基礎在于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應改變企業創新資源薄弱的現狀，真正使企業成為研發投入的主體、技術創新活動的主體和創新成果應用的主體。關鍵在于人力資源開發。應建立良好的培養人才、吸引人才和用好人才的機制，注重通過技術入股、重獎原始創新、個人所得稅優惠等機制設計激勵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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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產業、區域、城鄉四大協調：中國經濟轉型提升的結構特征 |
內外結構：由出口導向向消費主導、內外聯動轉型提升。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我國發展面臨的國際環境更加復雜。無論是全球經濟再平衡，一些發達國家減少消費、增加儲蓄、擴大出口，還是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抬頭，都凸顯了過于依賴外需拉動經濟增長的脆弱性和不可持續性。構建內需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新模式，一方面需要積極參與經濟全球化進程，以實現盡可能大的戰略利益；另一方面需要著力挖掘內需潛力，特別是擴大居民消費需求。
產業結構：由工業立國向產業協同轉型提升。我國仍處于工業化中期階段，工業占較高比重有客觀原因，但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已成為制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短板。第三產業發展滯后主要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2007年，我國生產性服務業占全部服務業的比重只有45％，占GDP的比重不到20%，而發達國家的這兩個比重分別為60%—70%和43%左右。由工業立國向產業協同轉變，應以發展現代服務業為切入點，高度重視服務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作用，放寬市場準入限制，推進產權多元化，在市場性整合中擴大企業規模，促進現代制造業與服務業互動發展。
區域結構：由板塊崛起向區域協調轉型提升。我國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是以“四大板塊”即東部率先、西部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為主要載體的，側重于從抑制地區發展差距擴大方面推動區域協調發展。這是適合我國發展現狀的，應繼續推進。今后完善區域經濟結構，應在以下幾方面加強研究和謀劃：第一，更多考慮各地區具體的發展定位、產業分工以及人與自然和諧相處，進一步理順“四大區域板塊”與“四個主體功能區”的關系。第二，這些戰略形成于不同的歷史時期，針對的是上世紀80—90年代以及本世紀前10年的區域發展現狀，在本世紀20—30年代如何發展，需要有升級性的戰略考慮。第三，這些戰略主要是以省級行政區域為基礎的，還應在區域戰略和政策的細化和具體化上下功夫。此外，促進區域協調發展，除了考慮生產力差異因素，還應重視空間布局因素和民族人文因素。以空間布局因素為例，“主體功能區”就是優化空間布局的一個新構思，它立足于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現有開發密度和開發潛力，在統籌考慮全國開發情況的前提下，明確區域發展的戰略布局、功能定位，有利于發展空間布局相對均衡。
城鄉結構：由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發展轉型提升。我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問題，除了發展的問題，還有深刻的體制性問題。破除城鄉二元分割體制的突破口，宜選在使符合條件的農民工享有與城市居民同等權利方面。為此，應改革創新相關體制，加快農民工身份轉換。首先應考慮讓技術型、穩定就業的進城務工人員成為戶籍制度改革的先行者，然后再逐步擴大共享范圍。下一步，在城鎮化發展格局上可按“立體網絡型”來展開，即以大城市為中心、中等城市為骨干、小城市及小城鎮為基礎，以大帶小、協調并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