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控制通脹成為中國經濟的頭等大事，中國的通脹問題是短期的還是長期的，是輸入型的還是流動型或是成本推動型的？確實是我們必須要搞清楚的，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對癥下藥。
通貨膨脹不管何時何地都是一種“貨幣現象”的弗里德曼式經典表述，其實往往產生一定的片面性，易使人們簡單地在觀察認知時，把物價上漲完全等同于貨幣過多，進而又唯一地在對策方略上，把抽緊銀根作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而事實上，中國的通貨膨脹問題并沒有那么簡單，中國通貨膨脹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國宏觀經濟中的長期性結構問題，單純的行政手段或是緊縮貨幣，效果未必盡如人意。
從某種程度而言，中國當前全面的價格上漲應該是對長期以來要素價格失衡的一種回補。從全球范圍看，當代發達國家進入了長期的后工業化進程，并且展開了水平分工體系，也同時形成了發達國家之間的價格體系。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工業基礎相對落后，只能與發達國家展開水平垂直分工，即主要以原材料和初級加工產品與發達國家的深加工產品交換，由此不斷拉開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發達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將發展中國家納入其全球化分工體系，由于國際競爭激烈，發展中國家產品被迫接受較低的價格，并壓低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這樣就形成了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高低相差懸殊的兩種價格體系。
長期以來，我國由于較為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供給和廉價的勞動力，企業得以克服資本邊際收益遞減規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國內外市場上獲得優勢。此外，處于低要素價格狀態，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環保成本、低資金成本，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國以低價的“中國制造”出口全球，并通過貿易順差回流境內的格局。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說，長期保持經常賬戶順差意味著窮國向富國輸出資本，以便為富國的消費和投資提供融資來源，形成了中國補貼全球生產成本，補貼美國消費者福利，補貼全球化紅利的失衡格局。
而今，中國低勞動力、低要素價格的情況將發生重大改變，即超過或臨近“劉易斯拐點”。“劉易斯轉折點”是工資水平的轉折還是勞動力供求的轉折？劉易斯的二元經濟理論主要描述了發展中國家在起飛階段的發展形態，表現為傳統部門為現代部門提供“不變制度工資”和“無限供給”的充裕勞動力。但這種狀況將隨著經濟發展而發生變化，亦即出現“轉折”。根據劉易斯的觀點，現代部門擴張之初的一段時間里工資將保持不變，之后經濟發展進程將面臨第一次轉折，工資水平從不變制度工資開始上升。
當前，中國正逐步走出第一階段，這預示著，資本的原始積累初步完成，勞動力的低工資時代即將結束，勞動報酬將加速上升。這意味著現代工業部門已經不能再用“不變工資制”來吸收“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正在供求不平衡推動下逐步回補，這樣工業部門的利潤有可能越變越薄，更多的資金從實體經濟出走，尤其在流動性的推動下資本品價格（某種程度上農產品也可被視為類資本品）將以更快的速度上漲。而另一方面，技術進步較慢，低端勞動密集程度較高的農業部門將出現劇烈的價格上漲。農產品和一些非貿易部門價格的快速上漲，系統性地推高了整體的CPI中軸水平，因此，中國當前的通貨膨脹不僅僅是輸入型或是流動性驅動型的，而是要素供給趕不上貨幣需求的結構失衡型通脹。
這就引出更大的問題，既然某種程度上要素成本的提高是當前通脹的重要推手，那未來一系列要素價格改革、收入分配等體制機制性的改革還要不要推進，會不會因為恐懼通脹又把該做的事擱置了，中國如何在管理好通脹與推進中國經濟中的重大改革進行有效的平衡？
未來中國將進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階段，管理通脹的正確的長期取向應該是：實現由“需求管理”向“供給管理”轉變，通過“供給管理”加強經濟社會中的薄弱環節，也就增加了宏觀經濟中的有效供給，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進，通過技術創新、人力資本積累以及勞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化解要素成本上升帶來的通脹壓力，同時包括利率市場化、打破價格壟斷定價，改變國民財富分配在內的一系列要素價格的市場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進，因為只有這樣才能真正讓價格信號發揮資源配置的作用，扭轉利益分配失衡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