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務院發布《關于穩定消費價格總水平保障群眾基本生活的通知》，推出16條穩定物價的政策措施。總體看來，“國十六條”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的基本思路就是要確保農產品等生活必需品的價格穩定，而采取的辦法涉及到增加有效供給、打壓投機、降低流通成本等方面。“國十六條”的出臺表明了中央要堅決穩定物價的決心。
但是，面對現階段出現的通貨膨脹勢頭，不能夠簡單地“抑制”。目前國內出現新一輪通貨膨脹的背后有其復雜的原因。為了抑制通貨膨脹，適度緊縮銀根是十分必要的，今年以來央行除了多次上調商業銀行存款準備金率外，還從2010年10月20日起上調金融機構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0.25個百分點，為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首次上調利率。不過，抑制通脹也并非意味著在貨幣政策上一“緊”就靈。事實上，前段時間之所以要實行適當寬松的貨幣政策，出發點還是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壓力。目前來看，還不能夠輕言國際金融危機已經成為過去式，世界經濟二次探底的可能性也并未從根本上消除。在此背景下，如果貨幣政策過緊，無異于將“保增長”的成果付之東流。果真如此，CPI未必能夠壓下來多少，而老百姓的錢包卻先要癟不少。
事實上，當前物價水平上漲既有其不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合理的一面。的確，過度發行貨幣、壟斷企業對價格的控制、流通環節加價過高、熱錢炒買炒賣等原因造成了CPI的不合理上漲。相反，礦產資源開采成本加大、低碳環保經濟發展成本增加等因素也形成了CPI上漲的合理一面。此外，還有一些因素對于CPI的“貢獻”具有不確定性，如貿易順差擴大通過外匯占款增加對CPI帶來的壓力就具有二重性：從帶動國內就業來看，貿易順差對CPI的“貢獻”具有合理的一面，而從現階段過于粗放的對外貿易增長方式來看，貿易順差對CPI的“貢獻”又有其不合理的一面。明白了上述道理，就應當知道現階段為抑制通貨膨脹而采取緊縮銀根政策應當做到有度才是，而對這個“度”的把握之所以有難度，就是因為在抑制CPI不合理上漲的同時，很可能將CPI的合理上漲也誤傷了，最終傷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健康肌體。在抑制通貨膨脹的實際操作層面，誤傷的情況是很難完全避免的。
應當指出的是，在現在這輪消費價格上漲過程中，食品價格的上漲首當其沖。10月份，我國食品價格同比上漲10.1%，比同期CPI的上漲幅度還要高5.7個百分點之多。雖然是民以食為天，但對農產品價格的打壓卻必須慎之又慎。在本輪農產品上漲過程中，農產品流通環節加價因素過多,而化肥、農藥、柴油等農業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所做“貢獻”都比較大。對于前者，或許可以抑制一下，而對于后者，由于更多屬于輸入型的價格上漲，我們抑制起來也往往鞭長莫及。客觀上講，無論是“姜你軍”、“蒜你狠”，還是“糖高宗”、“豆你玩”，廣大農民在本輪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程中實際獲益并不多。因而，如果在抑制農產品價格上漲過程中過于急躁，手段過于簡單，一旦板子打錯了，形成了谷賤傷農的被動局面，很可能挫傷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屆時，也有可能會形成國內農產品供不應求局面，而緩解這種壓力并不容易。
還有一些外部因素也對現階段通貨膨脹帶來不合理的“貢獻”，按理說也該加以抑制，但從預期效果來看，很可能會事倍功半。既然不能隔山打牛，倒不如從自身做起，采取措施，將外部輸入的價格上漲壓力在國內逐步化解。依筆者之見，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的“池子論”實際上就是將外部壓力化解于國內的有效策略之一。
不難看出，為了將通貨膨脹對中國經濟健康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控制在最小范圍之內，采取措施對通貨膨脹積極加以抑制是必要的，但抑制的手段也不是萬能的，還需要采取其他辦法來加以配合，一同應對通貨膨脹局面。
面對當前的通貨膨脹，除了要想辦法加以抑制之外，還有諸多選項可供選擇。例如，“國十六條”中不僅要求各地區要根據實際情況，對優撫對象、城鄉低保對象、農村五保供養對象發放價格臨時補貼，增加對大中專院校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學生食堂補貼，而且也強調了要根據基本生活費用價格指數變動情況，盡快建立和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的聯動機制，并且逐步提高基本養老金、失業保險金和最低工資標準。有了上述措施，至少能夠保證對物價最為敏感的那部分低收入與無收入社會群體衣食無憂，這也符合建設和諧社會的根本要求。
對于某些商品價格的上漲也不一定都要采取措施消除影響。事實上，一些商品價格上漲所帶來的影響未必都是負面影響，因而不必急于“應對”。就資源性商品而言，在價格中適當體現出一定的稀缺性因素反而有利于節約資源，轉變現階段過于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在這一過程中，盡管一些資源性商品有價格上漲的要求，但只要上漲有度，完全也可以再觀察一段時間后再考慮采取什么樣的措施。
面對著近在咫尺的通貨膨脹，抑制手段并非唯一選項，因而一定要強調因勢利導。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現階段應對通脹局面的過程中，或抑制其蔓延勢頭，或控制其影響范圍，或趨利避害。總之，該怎么辦就怎么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