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量化寬松時代的風險與挑戰才剛剛開始，量化寬松不僅擾亂了信用總量、信用創造機制、真實經濟增長機制的關系，導致全球金融秩序混亂，美元陷阱危機四伏，也將使各國宏觀經濟政策更加復雜化，國家之間政策協調難度不斷加大，經濟失衡的風險進一步加劇。
全球經濟是走向再平衡？還是越來越失衡？當前，全球貨幣結構越來越不能反映全球的經濟結構，失去貨幣錨的世界經濟正面臨著經濟增長、通脹、就業和匯率相互背離困境的挑戰，全球真實財富創造中心和金融產品創造中心之間的背離也越來越嚴重。
對于中國這樣一個工業大國而言，量化寬松的影響將是全方位的，將本幣盯住一個越來越不穩定的信用貨幣而獲得長期的經濟金融穩定，這不但使本國的貨幣政策失去應有的獨立性，而且也很容易招致外部的壓力。中國工業與金融經濟發展失衡帶來的無可避免的一系列問題，全球“東升西降、南熱北冷”的格局注定中國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資產膨脹和人民幣過快升值的風險，特別是由于我國匯率形成機制決定了，近年來我國外匯占款存量占基礎貨幣存量的比例不斷提高，輸入型通脹和流動性成為我國流動性的主要來源，中國以怎樣的金融政策和宏觀經濟政策來趨利避害，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與穩定，保護好人民幣資產等問題確實是最為嚴峻的政策考驗。
從對危機性質的判斷來看，本輪危機并不是由金融領域的局部非系統風險所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2007年以來的全球危機是對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全球經濟失衡所引發的全球利益分配差異及一系列相關問題的強制性調整。在此判斷的基礎上，研究認為全球經濟中的種種風險都與全球經濟的失衡相關聯，而量化寬松將可能進一步加劇全球供給與需求、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資本流動、財富分配、通脹與通縮、國際貨幣體系等方面失衡的風險。
一是以需求和供給構造的世界分工體系正面臨著國際收支體系巨大不平衡的困擾。中國作為世界經濟的主要供給方，正面臨著外部需求不足的市場萎縮；而依靠消費信貸緩解經濟矛盾的發達國家也因債務導致過度消費模式難以為繼，消費增量難以趕上生產增量的增加，一方面是過剩的產能，而另一方面是全球經濟外部需求約束越來越大，供需缺口將越來越大。
二是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脫節日趨嚴重，現在制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體系比較脆弱，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市場國家承擔。
三是加劇全球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由于風險和收益不對稱的國際貨幣發行機制，全球流動性持續擴張，境外流動性過剩日趨嚴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數據顯示，美、歐、日等主要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義貨幣供應量從2007年的8萬億美元激增至2009年的10萬億美元。由于新興市場相對于發達經濟體的長期增長優勢、投資者向海外市場分散投資的意愿加強以及對新興市場貨幣的名義與實際匯率長期升值的預期等將引發巨額國際資本包括投機資本無序流動風險，很可能將新興經濟體推向資產泡沫化邊緣。
四是量化寬松使債務國與債權國財富分配越來越失衡。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本質就是債務貨幣化，美國將“私人債務國家化”，然后將“國家債務國際化”，讓別國為美國的危機買單，美聯儲用天量國債購買計劃來支撐全球流動性戰略，其背后是加速全球財富的轉移和再分配。全球2009年外匯儲備是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13%，其中60%以上是美元資產，也就是5萬多億美元，這其中中國擁有2.4萬億美元儲備，占全球外匯儲備的近三成，位居世界第一，其它新興經濟體共計占五成，美國將通過儲備貨幣貶值變相違約其外債償付義務使這些國家財富大幅減值和縮水，嚴重損害其債權人利益。而日益嚴重的輸入性通脹壓力對中國實體經濟和制造業成本影響更為巨大，無異于對中國征收通脹稅。
五是全球現在表現出來老牌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對峙，新興經濟體以量化緊縮對抗發達國家的量化寬松，造成貨幣政策的失衡。同時由于新興市場貨幣大都盯住美元，貨幣政策的自主性嚴重被削弱。不平衡的貨幣政策，不僅使大多數新興經濟體國際購買力與國內購買力背離，面臨“對外升值，對內貶值”的窘境，也加劇了全球貿易的不平衡，進而又進一步加大全球經濟的不平衡，有可能為新的危機埋下隱患。
六是進一步加劇國際貨幣體系的失衡。國際貨幣體制由三個支柱構成，即匯率的決定機制、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機制和經常收支失衡的調整機制，美國在控制了匯率的決定權和國際流動性的供給權的同時將矛頭指向國際貿易收支失衡，因此，美國要重訂“經常收支的調整方式”，借用美元霸權將“美元本位制”演變為“美國本位制”，美元周期將進一步決定全球經濟周期。全球經濟已經嚴重脫軌，美國打著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幌子，大力鼓吹平衡增長框架，卻拉著世界經濟在錯誤的軌道上越走越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