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中國金融戰略思考：充分市場化和有限全球化》一文中，筆者概述了中國未來金融戰略的主思路。從本篇開始，筆者將對中國未來金融戰略問題展開論述，并在多個領域提出行動戰略。
　　正確認識當今全球正討論的“宏觀審慎管理”問題，是中國金融戰略理論研究和具體戰略措施制定中不能忽視的另一個重要問題。
　　起源于20世紀70年代后期、后經國際清算銀行行長安德魯·克羅克特（Andrew Crockett）在2002年9月首次界定的“宏觀審慎管理”概念，時下正成為危機后時代全球熱門的話題。
　　什么是“宏觀審慎管理”？目前體現全球大多數國家共識的《巴塞爾協議Ⅲ》，核心是通過進一步上調資本充足率、增設留存緩沖資本和反周期緩沖資本等指標，以降低銀行擴張信用的杠桿，維護銀行的穩定運行。美國議會新通過的《多德—弗蘭克法案》，也設計了系統性風險防范、消費和投資者保護、高管薪酬限制、監管體制完善等廣泛內容。但在核心的系統性風險防范方面，不管是“沃爾克法則”，還是衍生品監管改革、信用證券化產品風險留存的要求和提高銀行資本標準等內容，如果一一仔細琢磨，也是通過各種措施，防范信用膨脹與銀行風險。因此總體上說，新近各國的改革方案，基本上都是落腳于“微觀監管”，落腳于微觀金融企業的“杠桿”限制，從而解決順周期等問題。
　　難道這就是從美國金融危機中應吸取的最大教訓？這涉及到對美國金融危機根本原因的判斷是什么。對此，時下全球還在爭論，不同的利益者也許永遠不會統一在相同的觀點上。自2008年底來，筆者反復強調，監管不力是危機原因之一，但不是主要原因。并曾幾次提出，若日本、德國、中國監管不力，能惹出這樣“百年一遇”的世界大危機？顯然不可能。那又為什么？有人又說，原因是全球經濟失衡。筆者認為，那也只是經濟現象、是各國政策的結果。
　　究其根本原因，是美國政府錯誤判斷（或說利用）這一輪全球化形勢，長期推行低利率政策，刺激了信用膨脹。其他勞動力便宜、資源等出口主導國家，在享有全球化收益中客觀上不自覺地助推了美國錯誤政策的執行。而美國此錯誤政策之所以能推行，客觀的、深層的制度基礎，是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制度。即這場危機與世界上許多次金融危機一樣，本質是貨幣現象。因此僅僅抓住監管不力的教訓，遠不能避免今后世界不再發生類似的危機。
　　所以，西方迄今關于宏觀審慎監管的理論框架，是不徹底的、不全面的。只要世界對美元等主要國際貨幣的發行形不成一定的約束（這又談何容易），就會出現如西方一些有識之士感嘆的：再一次危機仍不可避免！因為目前出現的系統性風險，不是單個國家的風險，而是現存國際貨幣制度下的全球性風險。
　　何況，美國還只是提出系統性風險問題，對于具體如何識別、防范，新通過的法案，還并不清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斯彭斯（Michael Spence）指出：“將監管放在識別和遏制系統性風險上是徒勞的。由于我們缺乏完善的風險動態模型，且全球金融系統時刻處于復雜的變化中，因此，察覺風險要么不可能，要么錯誤百出。”
　　面對上述狀況，發展中國家、非主要儲備貨幣國家，特別是正在制定金融戰略的中國，應采取的態度只能是：
　　第一，基本贊同危機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
　　第二，不能滿足于監管層面的治理，而是應以更積極的姿態，呼吁并參與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的一系列行動，尋求大國貨幣間的匯率穩定機制；
　　第三，在認識到目前“宏觀審慎管理”框架不全面的情況下，如果一國勢單力薄，只能好自為之，盡可能處理好對外經濟政策，繼續去努力構筑防范外部沖擊的“防火墻”。
　　必須認識到，目前關于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框架，是權威的，但未必是全面的，是針對自己國家所需要的。
　　（作者系國務院參事、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新著《中國金融戰略2020》即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