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月上旬，我和幾位同學在都江堰一個叫茶坪的山村里小住數日。當時調查的題目是“災后聯建”。那是成都市在汶川地震后推出的一項地方政策，要點是開放城市居民和工商企業出資參與受災農村的災后重建。我們住在一家剛剛建成的二層摟的農民新宅子里，房子的建筑質量、外觀和內裝修都相當夠水準。戶主說蓋新房投資的大頭是外來聯建人出的，自己僅負責內裝修。原來這家的老房子在地震中受損，按聯建政策以宅基地一小半面積的使用權為條件，找到城里的一位合作者，先修蓋農民住宅，再修建歸外來聯建戶的房子。在這所農民新居之側，我們果然看到還有一處住宅的外殼已有了模樣。這就是災后聯建：受災損的農民出讓部分宅基地40年的使用權，換得建新居的投資。難怪我們的房東談到聯建，有份發自內心的高興。
在茶坪結識了不少村民。印象最深刻的，是劉明福。老劉是茶坪的老支書，為了“培養年輕人”，剛剛退了下來。在我們到達前不久，他又被推選為村長，反正是一位頗有威信的村莊領袖人物。別看老劉初中尚沒畢業，他關于農村社會經濟的知識可是一等一的。格外了得的，是他那風格鮮明、生動活潑的語言能力。比方他向我們贊美自己的家鄉，說茶坪山好、水好、空氣好的時候，就冒出了這么一句：“在我們這個地方要是活不過100歲，那完完全全就是你個人的責任！”
與老劉相談甚歡，什么問題都可以提出來向他請教。那幾天的交談得到不少寶物，今天要秀給讀者看的，是與本系列評論有關的一件。那是老劉閑話家常中提到的一項承包合同，他講得隨意，我們聽得入神，完了還到他在河沿坡上的家中翻找出這份合同原件，征得老劉同意之后，把每頁都拍照存檔。
故事簡單：1999年劉明福承包青峰山背后莫家坡的100畝山地種植銀杏。承包期從2000年到2049年共50年，雙方商定的承包費總金額為3.5萬元，其中前10年每年交費500元，后40年每年750元。這里面有一個問題：雙方當時議定的承包費，怎樣經受得住長達半個世紀的未來歲月的考驗？最關鍵之處，是當時約定支付的承包費，幾十年后究竟交多少才算對頭？
雙方在“多次討論、反復協商”中找到了解決辦法。該合同第六條如下：“承包費貶值率與升值率按1999年12月份24K黃金價普通工藝品115元/克為標準，以后黃金價按銀行售價浮沉在20%以上時才計算等值24K黃金量計算當年的承包費。”這里，“普通工藝品115元/克”這幾個字是手寫的，看來是合同打印好后，在簽字當日查詢了黃金市價后寫上的。
這條款的意思，是每年交納的承包費，要按金價的變動給予“貶值或升值”的調整。具體的辦法，就是以1999年簽訂合同時的金價為準，確保未來承包費的黃金平價不變。1999年的金價如合同所載明的，每克115元人民幣，故500元可購黃金4.348克（=500/115）。要保證未來的承包費不貶值，無非就是確保以后每年的承包費也能購得等量的黃金。如2010年的金價為每克280元，那么要交的承包費就應該是1217.4元，因為從黃金平價的角度看，這筆承包費恰好等于1999年議定的500元。要是2010年還是只交500元，那出讓山地的那一方吃虧就大了。
我問這么精巧的合同條款，是誰想出來的？老劉的神情說，當然非他莫屬。我又問，你是要交承包費的一方，按黃金平價調節未來每年要交的承包費，對你有什么好處？老劉教育我：交易可是要講公平的呀，再說，以后我也可能再轉讓，那時我就要收別人的轉包費啦。他說得多明白：一是合約公平，二是買家也可能當賣家——為什么那么多公式化的
“合約經濟學”，能明明白白說出這兩點的鳳毛麟角？
當然，以黃金平價來應對貨幣幣值可能變動的合同模式，并不多見。這也正是我們對他那包括了黃金條款的承包合同刮目相看的地方。不過，我可不是為了獵奇才緊追到他家里去的。這幾年在成都考察城鄉統籌，看過與土地相關的合同也算不少，發現以實物商品來約定合同支付價格的，還真的很普遍。凡是涉及未來多少年的土地轉讓合同，通常都以糧食標價，比如每年每畝土地轉讓的對價是800斤到1000斤的黃谷，或600斤到800斤的中等大米等等。為了避免交實物的不便，這類合同一般也寫明，以秋后某一時日的市場價格把實物折成貨幣。這么說吧，比較短期的合同（如兩三年就完成的聯建合同），直接寫貨幣價；十多年的土地轉包，以糧食實物計價定合約；更長期的合同則選黃金平價。
這就帶來本文的標題——“民間的金本位”。意思是無論法定的貨幣制度為何物，民間總會冒出自發的努力來維系幣值的穩定。道理也簡單，貨幣作為交易的媒介如果自身價值起落變動很大，陡然增加交易的障礙，勢必抑制交易意愿、損害市場合作。市場中人趨利避害，維系幣值穩定當然是他們追求的目標。
問題是，影響幣值穩定或不穩定的因素實在太多了。老劉當之無愧是中國農民中的佼佼者，不過對他而言，那些影響幣值穩定的因素幾乎都是不可控制的。老劉當然不能決定誰當美聯儲主席，當然也無從控制究竟是畢生研究大蕭條教訓的伯南克主導美國貨幣政策，還是對通脹危險更敏感的其他人——例如最近公開撰文批評QE2的泰勒——有資格成為全球最主要儲備貨幣的政策掌門人。老劉也無從控制美國超發的流動性究竟有多大一個量會流向中國，構成所謂“輸入性通脹”的滾滾波濤。老劉甚至都不知道，在上海外灘的外匯交易中心，中國的央行年年月月日日要動用多少基礎貨幣收購外匯，然后又要在兼顧增長和通脹種種復雜影響的情況下，決定動用多少政策工具來回收流動性，還有其他等等。老劉不可能控制、影響這一切，因為他是普通人。這里普通人的定義，就是他無從控制影響幣值穩定的所有因素，但幣值不穩定的結果，卻終究要影響他手持貨幣的購買力。
普通人有普通人的辦法。于是，就有了可觀察的民間金本位：人們以某些商品實物甚至以黃金為本位，重新為法定貨幣標價。初看起來是無法回答的問題——10年或50年之后，今天的100元究竟相當于多少元？——以商品實物或黃金變動的市價來算，就能找到大體可靠的答案。這樣，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普通人與普通人還是可以締約做生意，還可以簽定長達數十年的合同。至于實物商品和黃金的市價變動，應該是反映了供求的。更根本的，是反映了人們關于貨幣幣值變動趨勢的預期。這是在全球官方金本位制度終極之后，黃金市場仍然活躍的一個原因。
民間金本位的頑強存在，表明法定不可兌現的貨幣制度
（Fiatmoney）最后還是有一道約束。它的積極含義，是貨幣當局維系幣值穩定的政策取向，總會在民間得到最大多數普通人的衷心擁護。畢竟，“黃金條款”也還是合約過程中的麻煩，如果法定貨幣的幣值穩定，這種麻煩還是能少則少、能免則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