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國家的公民應該享有同樣的社會福利，這已經成為現代國家的基本共識，這也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基本內涵。
　　但是在中國，由于歷史的原因和現實的經濟因素，農村和城市被分割為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他們不僅僅存在著巨大的收入差距，同時也分屬于兩個完全不同的社會公共服務體系。這已經成為中國城市化能否順利實現的重大挑戰。
　　基于這個現實，很多地方政府在提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時，農村居民需要支付相應的對價。比較典型的就是“以土地換保障”和“以土地換戶籍”等方式——如從今年6月起，重慶推出“戶籍改革”，其本質就是要求農村居民退出自己的宅基地和耕地。而“以土地換保障”的操作歷史則更為久遠，那些城郊接合部的農民，在土地被政府征收之后，必須以土地補償款作為享有相關公共服務——主要是社會保障——的先決要件。
　　直到成都市戶改模式出現，這一切才有了改變。11月16日，成都市政府新聞辦發布《關于全域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實現居民自由遷徙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份文件突破了長期以來束縛城鄉居民自由遷徙的一些制度障礙，目標是在2012年實現成都城鄉統一戶籍，并實現城鄉居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和社會福利。今后，四川省成都市城鄉居民將實現憑合法固定住所證明進行戶口登記，戶口隨居住地變動而變動。而且，農民進城后，其在農村的承包地、宅基地等仍將得到保留。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成都模式意味著，當地農民享有和當地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并不需要支付額外成本。而且，在這份《意見》中，不僅規定了成都本市農民不需要支付對價，也規定了市外人員入戶享受與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在以往各地的各種實踐中，地方政府往往“各掃門前雪”，不理會外地務工人員的公共服務，如重慶的戶改模式中，只是解決重慶本地農民工的福利問題，但對身處重慶的外省籍農民工，則沒有這種待遇，原因很簡單：因為行政區劃的分割，這些外省農民工的宅基地或承包地無法劃撥給重慶，那么他們就無法享有這場根據對價而獲得的重慶公共福利。
　　成都戶改意味著，任何一個中國人，只要愿意呆在成都，那么他就可以享受和成都本地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在中國其他地方都沒有為外來人員提供公共服務的情況下，成都市政府的這個政策會不會是一個下策呢？
　　從短期來看，確實可能有這樣的效果：更多的人會因為要享受成都的公共服務來到這個城市，而成都的公共財政在短期內可能會有一個攀升。但是從長遠來看，這個短期的財政成本是可以忽視的。因為成都提供了更好的公共品，那么它就容易吸引到優秀的人才到成都安家落戶。人才，只有人才的集聚，才能夠導致一個城市的品位提升。從歷史的經驗來看，只有足夠多的外來優秀人才，這個城市才能夠在激烈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中國的城市化往往意味著是土地面積的攤大餅。對于城市化的主體——人，則被各個城市的主政者忽略了。在這種城市化下，才出現了各地政府想盡辦法擴大城市的建設用地指標，但是給這座城市帶來真正貢獻的主角卻被忽視了：外來務工人員自然享受不到和本地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而本地的農村戶籍人口也需要在繳納相關費用之后，才能夠享受與城市居民一樣的公共服務。鄂爾多斯的鬼城、各個城市到處可見的空曠而荒蕪的開發區，就是這種畸形城市化戰略下的產物。
　　成都的戶改正是對傳統中國城市化模式的修正，不給落戶人口設置前提性要件，意味著這個城市將能夠吸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的各個類型的勞動力，這些人口落戶成都，將為這個城市提升內需，準備基本的數量基礎，將為這個城市的發展帶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那些原本被各地政府視為累贅的外來務工者，實際上是一個城市GDP的真正貢獻者，無論是高端資本和技術密集型，還是低端服務業，歸根結底，這些活動都需要人的努力。當很多政府還在為搶更多的建設用地指標，大搞新圈地運動時，成都已經在吸引優秀的勞動力上先行一步了。歸根結底，如果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那么多的建設用地又有何用？
　　可以說，成都的戶改是中國城市化的新起點。以往的城市化只是注意到將農地變為建設用地，但是對城市化的真正主角嚴重忽視。大城市因為外地務工人員的努力，城市建設日新月異，但是其對外地戶籍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甚少。這樣的城市化，無疑不是我們今后所要努力的方向。
　　我們期待成都的這個戶改模式，能夠在當下各地僵化的戶籍政策中殺出一條縫隙，而且這個縫隙能越來越大，最終惠及中國的所有居民。那時農民不僅僅可以帶著土地進成都，同時還可以進中國的任何一個城市。而且城市居民也可以在農村擁有自己的土地，成為農民。如果這樣，中國城市化就大功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