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在探索通過碳稅征收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路徑。有媒體近日從國家發改委氣候變化司獲悉，國家發改委正在研究碳稅征收方案。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表示，政府推出碳稅有三個技術備選方案：或是放到環境保護稅中；或將碳稅引入消費稅中；或把碳稅納入資源稅中。
　　從理論上說，碳稅是消減二氧化碳排放的有效經濟手段，相關征收方案當盡早出爐。但事實表明，碳稅是一把“雙刃劍”，在倡導發展綠色經濟的同時，也難免會引發有違公平的社會矛盾。就此而言，在既定征收碳稅的大方向下，有關部門當未雨綢繆地設計好相關配套方案，以防范可能滋生的某些矛盾。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經歷了高速發展，但碳排放量也逐年增加，絕對量已高居世界最前列。這種以環境為代價的經濟增長，與可持續發展理念明顯背離。而與此同時，我國作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締約國之一，也有義務承擔起減少碳排放污染的責任。恰因此，我國應盡早大力推行二氧化碳減排，選擇碳稅等高效稅收工具來凈化環境。開征碳稅，有利于將排污成本內部化，能達到通過增加企業能源使用成本而減少能源消耗的目的。然而，上海的一課題組根據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稅收負擔等多項指標，卻得出了一項重要的調查結論——依碳稅負擔率水平差異而征稅，必然引致社會福利水平變化。當然其下降的程度是有區別的，城市社會福利下降約2%，而農村下降約1.7%。顯然，開征碳稅，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普通老百姓的切實利益，相關問題并不會因既有的三種備選技術方案而消弭。
　　碳稅導致的公共福利降低，主要源于兩個方面：其一，研究表明，碳稅具有一定的收入累退效應。即相對高收入家庭而言，低收入家庭用于燃料的支出比重較大，因而會因征收碳稅而遭受較大經濟損失。其二，大企業和能源上游產業在承受征稅負擔的同時，具備將其負擔分解傳遞給終端用戶和下游產業的能力，進而讓企業將碳稅稅負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所以，碳稅征收很可能導致終端消費者，特別是低收入者生活成本的提升，社會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會再度受損。今年年初，法國征收碳稅方案也是因相關難題而折戟。法國總統薩科奇在提出征收碳稅法案時，考慮到該國本土能源消耗較多的企業已被要求購買污染排放許可，再度向其征收碳稅可能會因稅負偏高而降低這些企業競爭力，所以做出讓93%的大型企業擁有了稅收豁免權的決定。但這個提議卻同時成了阻礙碳稅在法國境內實行的“攔路虎”。法國最高法院認為此舉違背了稅收公平性原則而否定了這項法案，而民調也顯示，高達51%的法國民眾也因此對碳稅征收提出了反對意見。
　　正是因為碳稅征收過程中效率與公平無法兼顧，導致該稅種目前僅在少數發達國家推行。而這些成功推行碳稅的國家，一般都遵照稅收中性原則，即將碳稅返還或用于環境保護方面的投資。比如，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在征收碳稅的同時，對低收入者減征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并將征收的碳稅用于公共天然氣補貼和電力供熱系統補貼。以此觀之，我們在大力倡導以碳稅調節社會排污行為的同時，也應預先設計一套與之相匹配的制度，以緩解由此帶來的非公平問題。其中的措施，諸如碳稅收入的使用實行“專款專用”制度，主要用于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補貼，以抵消碳稅征收所帶來的累退性。又如，綜合考量碳稅征收后的企業負擔，適度減少所得稅等其他稅目的征收規模，為環境優化讓渡制度性利益空間。當然，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在碳排放檢測、征稅計量等方面尚面臨一定技術難題，需要財政大力扶持、設立專業部門予以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