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區域經濟發展30年來歷經坎坷，時至今日打破失衡格局而做出平衡努力，區域發展進入了新的變速軌道。區域經濟規劃的出臺，是為了促進區域平衡協調發展，但近幾年各地政府卻在上演一場苦求“國家性區域發展規劃”的競賽，頻繁推出的區域規劃，不少其實并不具太多建設性；而房價泡沫、環境污染以及對人文價值的忽視等破壞力，令人擔憂，各種質疑也都指向于此。今年剩下的一個多月還會不會有變數，難以猜測。
　　30年前，優惠政策和資源向沿海地區傾斜，這種優惠是特殊的，定向的，集中的，其最終被落實為經濟區和特區建設方面，并且是有針對性的；而在新近的十幾個新的規劃中，各個規劃區雨露均沾，均難以獲得特殊照顧。然而這種大面積的“優惠政策”，使各自的優勢抵消，區域的發展不得不依靠中心城市，這就要求加劇“一枝獨大”，做大中心。近三年來，已通過的各區域規劃、城市群規劃，幾乎都以中心城市（一個或者多個）為坐標向外擴展，體現為“增長極”的培育思想。我們會發現，全國性的國家戰略，實際上屬于省內實施的省級戰略，通過運作上升到國家戰略。在國家級規劃出臺之后，未來中國的地方競爭必然升級，未來可能還會出現的是經濟區競爭，抱團競爭的格局。地方抱團打包，或許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競爭，但中央政策設定有限的蛋糕很快就會分完。而究竟選擇什么樣的裁決方式也是特大難題。對此，筆者以為，目前需要冷靜思考，如果區域規劃過度膨脹，落入非但不能助推平衡發展反而加劇了區域失衡發展的慣性困局，勢必加劇非公平競爭。
　　撇開地理、歷史和文化因素，財政支出是促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最主要變量；反過來，財政支出作為地區平衡發展目標實現的源泉動力選擇是無可爭議的。當然，還有其他一系列初始變量和支撐條件：地方GDP規模、制度環境、資源和發展權利稟賦、區位優勢等等；同時還包括區際貿易、內資投入規模、外資和外貿、勞動力流動和配置等等。劃定區域給予政策補給，實質是變相的財政支出重心轉移。區域規劃中的“中心”（通常是城市），是由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重變量決定的，而在領導地位和資源獲取優勢轉換為“強勢”與“弱勢”兩類城市政府的激烈拼搶時，新的競爭格局因此而形成。但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地方合一，實質上短期內也不可能改變現有格局，原因是發展的路徑依賴具有慣性。
　　在現有行政層級和既定發展基礎上，修正失衡格局所作的努力，往往會加劇失衡。因為地方政府在表面上滿足上級政府或者中央的軟要求（和諧）過程中，在資源稀缺的現實下，權衡輕重，會做出優先照顧發展硬道理的“理性”抉擇。而且，政策作為區域經濟平衡發展的干預作用是有邊界的，由于既定失衡加劇內生要求政策調整，但是當政策調整到一定程度就要適可而止，否則很容易造就新的失衡，這個失衡的程度甚至會超出原先的程度。
　　那么，現在是否到了這個臨界點，換句話說，區域規劃是否已經足矣，已能實現中國區域經濟走向平衡發展了呢？對此當然還難以定論，但能肯定的是，“干預過當”將加劇失衡。雖然今天的區域經濟發展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空間的限制，實現了合作，但這也是有條件的，正是因為這種區域格局的形成，新的地域邊界也將形成，而區域發展中心的向心力增強了，外延地區就越容易被甩開。中國經濟發展的場能往往因為多區域中心而形成相互排斥的不同小場能，這就是競爭削弱了總場能，1+1＞2很可能變成1+1＜2。
　　年初就有分析人士指出，“區域發展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新引擎的作用毋庸置疑，但需要警惕的是，不要讓其淪為經濟泡沫的催化劑。”無論是區域規劃、經濟區，還是城市群，經歷了沉淀和積累，不讓其發光也會發亮，但是無張力的發展，往往只是地方官員意志的體現，只是生產政績、謀求晉升的重要棋子而已。無論多少個經濟區、城市群的興起，都是為實現區域經濟的平衡發展，關鍵是要避免新一輪的地方官員為此而展開錦標賽，防止規劃有失初衷——服務平衡發展目標，激起人們關注的，筆者以為應該是對這些規劃區域存在的作用有多大、成長空間有多大、區域平衡能量有多高的解讀，由此開展效果評價和動態監測。對此，我們充滿了期待。
　　發展可以因地制宜，但不能只靠政策紅包；制度建設與經濟發展的公平與自由，比統一規劃更有效率；這需要給民間發展以更充分的空間，需要少點統一規劃與政府干預。這給出的特定警示是：中國區域規劃需要格外警惕大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