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大多數村改居，是在沒有對農民的切身利益做出系統和完善的安排的前提下啟動的。通常的情形，是宣布一個單方面的政策，每套宅院置換樓房多少平方米，或土地折合每畝多少人民幣，然后就扒房。產權置換是行政定價，零談判；就業是基本不考慮；集體資產去向是基本不交代。村改居的主題很直接，就一句話：要地不要人。
這是村改居。至于更大規模不改居，即不進城的撤村并社，我很難發現一個積極的案例。這原因也簡單，撤村并社之后農村依然是農村，農民依然干農活。唯一改變的，只是農民把自己的宅基地交出來，搬進政府指定的樓房集中居住而已。在地方當局眼里，當然也就不存在所謂產權置換問題，就業援助問題和集體資產去向交代問題。要地不要人的功利心更加沒有掩飾。
媒體已經廣泛報道，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對新圈地運動有過尖銳抨擊。他聲稱這是“古今中外，史無前例”；強調指出：“在這場讓農民上樓運動的背后，實質是把農村建設用地倒過來給城鎮用，弄得村莊稀里嘩啦，如不有效遏制，恐怕要出大事。”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央政府的意見。陳錫文反復批評新圈地運動是地方政府曲解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但地方政府何嘗不知他們是曲解？他們不過是明知故犯，故意造成法不責眾的態勢，以此把他們對中央政策的曲解合法化，迫使中央政府接受這一既成事實。
這就是說，
在財政大頭被中央政府拿走，地方政府吃小頭，地方政府財權事權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財政一旦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地方政府肯定要理直氣壯地把手伸進老百姓的腰包里，由此引爆的社會矛盾和沖突，則以維穩之名一概高壓處置。此種狀況蘊含巨大政治社會風險。如何最大限度壓縮政府成本，把人民養不起的政府變成人民可以輕松供養的政府，是整個政治改革的主題。
（摘自《時代周報》第104期，11月15日出版；標題有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