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美國的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佐利克日前撰文主張，領先經濟體應考慮重新實行經過改良的全球金本位制，為匯率變動提供指引。
　　其實，佐利克的構想本身并沒有多少新意，他所倡導建立的新體系也只是把美元、歐元、日元、英鎊，以及加速走向國際化的人民幣納入未來全球貨幣俱樂部的框架內。也許，坐在世行行長的位置上的佐利克更能洞悉既有貨幣體系的弊端，所以，他和很多人一樣，對黃金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經典地位格外看重，也主張把黃金作為通脹、通縮和未來貨幣價值市場預期的全球參考點。
　　在美國的高級官員中，曾任常務副國務卿的佐利克是少數幾個具有前瞻性視野的人。今日中美關系互動框架主要是在其任內搭建的。來自中國的林毅夫擔任世行副行長也是佐利克力邀的結果。盡管執掌世行之后，佐利克還可以部分代表美國的利益。但由一位曾擔任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世行行長在當下敏感時刻提出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主張，恰恰反映了世界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空前擔憂。
　　坦率地說，成立于上世紀四十年代的IMF如今已很難勝任穩定全球貨幣體系尤其是匯率穩定的關鍵角色。今日的IMF更像一個沒落的金融貴族。只是在暫時沒有替代機制的情況下，才使得長期被排除在決策俱樂部之外的邊緣化國家趨之若鶩。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國人也不必對中國此次大幅增加在IMF中的投票權沾沾自喜，更不要指望美國輕易放棄至關重要的否決權地位。
　　筆者曾說過，未來十年，全球經濟的最大風險并不是基于非合作博弈的貿易保護主義，而是實體經濟趨弱且吃盡美元紅利的美國再次爆發美元體系大崩潰危機，進而演變成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大規模債務危機和系統性風險的全面爆發。吉姆·羅杰斯可以諷刺伯南克不懂經濟學，不懂貨幣，不懂金融，只懂得印鈔票。但若將其二人位置倒過來，想必就不會出此言了。某種意義上說，伯南克今天的政策是在為格林斯潘時期乃至之前的美聯儲貨幣政策背書。伯南克難道不知道美國的內外經濟政策已差不多四面楚歌了嗎？就像80年前英鎊在世界貨幣體系中的境遇一樣，美國日漸感到維持既有貨幣體系的成本越來越大。世人也許還記得當年令人尊敬的凱恩斯爵士對英鎊本位制合法性所做的權威解釋。在他看來，英鎊本位制的順利運轉得益于英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及作為最大資本市場和貿易中心的倫敦為其合作者供給黃金的中樞角色。英格蘭銀行作為“國際交響樂隊的指揮”，成功調節了國際黃金流動，并通過浮動貼現率保持了相對較少的黃金儲備。由于英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優勢地位，英格蘭銀行通過調整貼現率實現了資本凈流入。倫敦市場國際結算方式的集中等便利條件使英鎊取代了先前的貴金屬貨幣。
　　但歷史已經證明，不管是出于人為原因還是其他原因，將全球金融體系的安危系于某一時期的頭號經濟強國一身，既是歷史賦予這個國家的機遇，也是歷史對其國際責任感的考驗，更是一種危險的游戲！眾所周知，建立在英鎊負債基礎上的國際金融體制終于在1931年崩潰。13年之后，美國人順利從英國人手中接過了金融權杖。雄心勃勃的美國人曾經擁有無可匹敵的金融資源配置權。即便是“布雷頓森林體系Ⅰ”于1971年崩潰，美國人還是憑借金融霸權的慣性將純粹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動匯率體系維持了30余年。美國呆在這個體系里的收益到底有多少，世人大概也算不清。但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自從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美國就過起了寅吃卯糧的生活。1979年至1987年執掌美聯儲的保羅·沃爾克，大膽放棄了美元貨幣供應量的管制，而改用利率作為調控宏觀經濟的貨幣手段。于是，失去了黃金約束的美元泛濫全世界，成為比武裝力量更管用的財富掠奪工具。于是，表面看來，美國似乎是全球經常貿易領域里的“冤大頭”，每年的貿易赤字動輒數千億美元，但這正是美元支付體系的精妙之處。某種意義上說，美國更樂意保持巨額貿易赤字，因為這能增加其他國家的美元儲備。于是掌握著貨幣發行和市場主導權的美國，非常輕松地將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變成美元的“玩偶”。
　　只不過，和英鎊當年的命運類似，早已不是孤獨求敗的美國再無力獨自維系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不斷擴大的全球失衡、高度聯動的金融化及金融機制，在國際失衡結構及金融脆弱性的背景下，使得浮動美元制下巨大的國際流動性暴露無遺。再加上中國等新興經濟體貨幣和經濟力量的崛起以及隨之而來的擴大話語權訴求，使得全球貨幣體系的洗牌比戰后以來的任何時期都顯得更為迫切。
　　因此，美國一再推出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既暴露出霸權國家慣有的金融流氓本性，也是美元體系加速斷裂的先兆，更凸顯構建“布雷頓森林體系Ⅲ”的迫切性。無論是改良版的金本位制構想還是特別提款權（SDR）的倡議乃至美元、歐元和“中元”（人民幣）的三邊均勢貨幣格局的藍圖，其目的均旨在終結將全球金融體系安危系于美國一身的危險游戲。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構建符合人類理想的“布雷頓森林體系Ⅲ”注定是一場殘酷的博弈。新興經濟體既要看到基于經濟實力快速成長而形成的后發優勢，更應冷靜思考制約新體系建立的約束條件。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合作博弈是必需的，致力于將G20打造成制度化和持續性基礎上的溝通與協調機制也是非常務實的工作。當然，足夠的耐心和堅持更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