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長春市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光輝村村民龐海賓家遭遇強拆。昨日，負責此次拆遷工作的高新區拆遷辦調研員、高新區土地局原副局長王某，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口出雷語：“你應該報道高新區如何發展，應該報道老百姓是如何為難政府、刁難和敲詐政府，應該報道老百姓如何不配合拆遷，影響回遷房的結癥在什么地方！”（《城市晚報》11月3日）
　　被拆遷戶為守護自己的家園與拆遷方進行利益博弈，在一些地方官員眼中竟成了“為難政府、刁難和敲詐政府”，雙方對拆遷相去云泥的認識，再次暴露了官民之間兩種話語體系的斷裂。
　　在這些高居廟堂的官員的話語體系中，強制拆遷和以暴力手段化解拆遷糾紛已經成為地方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陣痛，必須上升到國計民生的高度予以考量。從這個意義上講，將拒不配合拆遷的民眾視為“刁民”、“暴民”，反映的不只是這位土地局前副局長的“拆遷觀”，而且體現了很多地方官員的“強拆正義”邏輯。正因如此，江西宜黃官員才會喊出“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的雷人論調，萬載“縣令”才會對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高喝“沒有拆遷，你們這些知識分子吃什么”。
　　然而，在廣大民眾的話語體系中，房子不只是鋼筋水泥砌筑的普通建筑，還是遮風避雨、表征安全感和存在感的“家”。對文化傳統中有著安土重遷意識的百姓來說，拆遷是對這種安全感和存在感的強行剝奪，也是對一種熟悉的生活形態和社會關系的驟然撕裂。出于一種樸素的生存本能，在接受拆遷和重建家園之前，他們希望有關部門的補償和安置工作能做到位，保證自己拆遷之后不至于居無定所。如果這些基本的利益訴求得不到滿足，當“釘子戶”也好，選擇自焚也好，只不過是拿起了“弱者最后的武器”。
　　按照常理，官民之間的兩套話語體系并非鐵板一塊、彼此排斥，在以往的經濟和社會建設過程中，很多建設成就的取得都是基于二者之間的妥協與共識。但是，在拆遷問題上，這兩種原本可以對話、可以溝通、可以相互博弈的話語體系，卻因為話語權的不對等而表現為尖銳的對立。在為官者眼中，完不成拆遷任務可能會影響到自己頭頂的官帽，在通往政績的路上，必須“遇神殺神，遇佛殺佛”；而在民眾眼中，自己的堅守只不過是為了獲取一個公平談判的機會，但愿不愿意和你談的決定權并不在自己手上。
　　官民之間的話語鴻溝不斷加深，“尿不進一個壺里”，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和城市化進程中的中國來說，是一個非常危險的信號。從近幾年的拆遷糾紛來看，如果不能給民眾公平博弈的機會，如果不能及時紓解話語割裂蓄積的張力，強拆完全有可能成為危險的“火藥桶”。因此，對這些頻出雷語的官員來說，他們不僅僅需要掌握說話的藝術，更要盡快轉變目前這種扭曲的拆遷觀、發展觀、政績觀，盡量彌合與民眾話語體系之間的鴻溝，真正做到“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