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稅儼然已經箭在弦上。相關政府部門不斷在各種場合吹風，為房產稅的出臺造勢；與這些部委關系密切的專家不斷放出風聲，說明年上半年必會出臺。有的地方已呼之欲出了，比如深圳，媒體報道說：深圳市政府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深圳市委市政府會同各部門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房產稅在深圳試點，2月內將在深圳實施，可能早于上海、重慶成為“國內第一個房產稅征收試點城市”。
    一兩月太久，只爭朝夕，如此迫不及待，堪見地方政府在征稅加稅、掏百姓腰包上的積極和亢奮。房產稅，對多數人來說是一種比較陌生的稅種：征稅是否正當，是否有必要征，以什么標準征，必須經過何種正當程序？社會在這些問題上根本未達成最基本的共識，眾說紛紜，反對聲很大，離一個成熟的征稅方案尚很遠很遠——如此混沌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就急吼吼地要開征新稅。
    在西方發達國家，征稅是日常政治中最重要、最核心、也是最嚴肅的事。一個稅沒征好，很可能就會斷送一個官員的政治生命，力挺新稅的官員不得不引咎辭職。一個新稅種，不討論個三五年，不經歷數次被議會打回的命運，政府不作無數次妥協和修改，是很難獲得通過的。可是在中國，如此重要的房產稅，在某些地方政府那里成了兒戲，管它成不成熟，管他同不同意，領導們開個緊急會議，先“稅”了再說。
    官僚們當然可以瀟灑地先“稅”了再說，畢竟，他們住的是福利房，稅多稅少與己關系不大，相反，這種稅收起來后，將會成為政府在土地出讓金之外又一大財源——別不相信，一個叫賈康的“政府牌”專家，不就已經替地方政府憧憬起稅的美好未來：應讓房產稅和資源稅成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官員們聞稅起舞，政府聞稅則喜，作為稅收承擔者的納稅人，卻必須追問：這種假“調控高房價”之名的稅收得正當和合理嗎？
    其一，房產稅顯然是一種財產稅，是公眾為擁有房屋這種財產而納的稅。西方許多國家征財產稅，因為公民的私有財產能受到法律的保障，公民能從自己的財產中獲得穩定的收益和保障——為這種財產納稅是正當的。可我們公民的私產，并沒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就說這作為多數民眾最大私產的房屋，最大的產權不過只有70年，為僅有70年產權的財產支付財產稅，是不是很不公平？而且，即使70年，很多時候也得不到保障，一聲拆遷令下，房子輕易就被推土機推掉了。這種產權現實下，房產稅十分可笑。
    其二，在土地出讓金占了房價多半部分的現實下，房產稅很不合理。房子是建在土地上的，人們買房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買土地和空間——人們既然為買房付了那么高的土地出讓金，再征房產稅就很牽強了，無疑是一種重復收稅。這個問題上，任志強說得不錯，所有實行房產稅的國家，房屋持有前相關環節的門檻會大大降低，而我國現在有土地使用費、農田占用費等一大堆，還有增值稅、營業稅等。地方政府賣地時早征了70年的土地出讓金，之后再征收房產稅就與搶錢無異了。
    其三，合法性問題。無代表，不納稅；代表不同意，不能隨便稅——這是基本的憲政和法治常識，房產稅這么重要的稅種，當然應該像車船稅立法一樣，須由全國人大去立法的。可地方政府急吼吼地要征的房產稅，根本沒經過全國人大，而是依據那個1986年通過的《房產稅暫行條例》，這顯然是不合法的。不經正當法律程序開征新稅，不經民選代表同意就掏老百姓的腰包，與掠奪無異。
    ……
    房產稅在當下惟一勉強正當的理由，就是調控房價和打擊炒房——其實，這個能取悅輿論的理由也未必那么理直氣壯。這種涉及多數人利益的重要稅種，是不能為了某種權宜的、功利的目的而推出的。今天房價高企就出房產稅打壓之，明天房價大降了，是不是就要取消這個稅？稅收，尤其像房產稅這樣重要的稅種，應該是嚴肅并穩定的，能給公民一種穩定的利益預期，而不能為了某個飄忽的行政念頭今是昨非。無恒產者無恒心，擠了許多年小房子的人，昨天剛耗盡畢生積蓄并東拼西湊借錢改善了自己的住房，明天突然要課加重稅，這就讓國民很心神不寧了。
    即使“打壓炒房”的理由站得住腳，那必須對房產稅進行精準的設計，拿出一個合理的稅收方案，告訴納稅人：這個稅確實是只針對那些有三套、四套房的炒房者的，而不會誤傷那些合理改善住房條件的民眾，不會讓那些“只是買房自己住”的民眾承擔一分錢的稅。也就是說，政府要進行精準打擊，鎖定豪華住宅、多套房產、投機客購買的房產為主要征稅對象，而不能像以往那樣，又是掏中低收入者的腰包。可是，有這樣完善和成熟的房產稅方案嗎？
    不要跟我說什么“無法避免會誤傷一般居民”。一個奮斗了一輩子的人好不容易改善了自己的住房，舉全家之力將30平方米的房子換成了100平方米，政府已經通過天價土地出讓金從他身上撈了一筆，再以房產稅撈他一筆，那么毫無疑問，這種稅就是惡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