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網帖曝光稱，在深圳市人保局官網上的最新一條社會公示中，騰訊公司CEO馬化騰等多位企業高管領取了住房補貼。據記者查證，網帖反映的事實無誤，并且該住房補貼面向的是“深圳市高層次專業人才”，馬化騰是本季度符合發放規程的684人中的其中一位。
　　值得注意的是，這684位人士分布在各行各業，不僅囊括了馬化騰這樣的企業高管，還囊括了教育、醫學等方面的專業人士。很顯然，被發放住房補貼的并非全是財富精英，但由于馬化騰等企業高管的名人效應，整體而言，政府在住房政策上再一次表現出了嫌貧愛富的強烈觀感，公眾對此滿懷惡意想象也是內心焦灼的自然寫照。
　　當然，這不是說公眾對高層次人才享用更多社會資源的現狀，全然充滿敵意。高層次人才在社會生產的環節中更具效率，理應獲得更多的激勵與享用，但問題在于，這方面是否需要由政府出面代勞？即便由政府代勞，是否應該動用有限的公共福利資源？住房是一種基本的福利保障，而且相對需求來說具備有限性，分給高層次人才多一點，低層次民眾就少一點，政府在激勵特定群體上有沒有其他的替代途徑？
　　這實際上涉及到政府如何激勵社會優秀階層，以及在分配公共資源時的傾向性問題，公眾的群體性焦灼大抵在此，而非簡單的階層對立心理可以解釋的。
　　誠然，以今天中國房價的現狀來看，恐怕對部分高層次專業人才來說，住房也是個難言輕松的問題，正如曾有政協委員建言，深圳房價過高，已經成了引進人才的最大瓶頸，并建議政府拿出20%的保障房，用于解決骨干人才的住房問題。
　　對高層次人才的困難，政府往往具備敏銳的感知能力，并能有效地動用各種公共資源優先待之。但問題是，高層次人才的困難難道不同樣是普羅階層的困難嗎，高層次人在住房問題上遇困，普羅階層豈非更甚？優先激勵前者，會不會加劇后者的困境？
　　其實，如果連高層次專業人士的住房都成為問題，那么這首先還不是一個“誰更優先”的問題，而是一個全局性的問題，政府應該做的是把蛋糕做大，而非在有限的公共福利資源上動刀子，繼續加劇整個社會的公共福利之困。當然，必須承認，具體到個別的高層次專業人士與普通人，究竟誰在住房保障上的訴求更具優先性，不能簡單判定，但政府以“高層次專業人才”、“骨干人才”這樣的階層符號為標準，在公共福利的分配上實行一刀切，其背后折射出的偏見與優劣意識實在可怕。很顯然，這種直接以社會標簽而非個體的實際需求，來劃分基本的公共福利資源，已經超出了正常激勵的范疇，而在某種程度上升為了一種特權。
　　毫無疑問，現代政府在公共資源的分配上必須厘清激勵與特權。住房資源是公民居住權的基本保障，如果它成為政府按需給予特定人群的一種激勵,那么，因為它的有限性，它勢必會異化為特定人群的特權。
　　正常的激勵應該是具有可替代性的，當住房資源像空氣一樣充足時，它當然可以成為一種激勵，而當住房資源短缺并成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問題時，政府就應該主動避嫌，考慮新的激勵方式，譬如稅收減免政策，譬如營造更好的創業法治環境等。因為，激勵不是特權，它是有底線的，這個底線就是對公共福利資源分配正義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