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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于內幕交易越來越隱秘，一些內幕信息知情人不再直接交易或利用直接控制的賬戶交易，而是將內幕信息泄露給親屬和熟人交易獲利，要收集這類內幕交易的直接證據很難，這就決定內幕交易的認定，更多只能通過“環境證據”來形成邏輯判斷。利用已知的基礎事實通過邏輯來判定待證事實真偽的機制，就是所謂的推定。“環境證據推定”、“邏輯推定”、“事實推定”意思大致如此。而推定過程中，實際上就是審判者的心證過程。如果被告提不出有力證據反駁，那么審判者就推定這種大概率事件就是事實，其原理屬于數學上的概率統計范疇。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曾歷經4年，通過層層傳訊近千名證人，徹查了發生在IBM公司收購蓮花軟件公司期間的內幕交易。IBM女秘書勞倫·卡雙樂在為上司復印材料時獲悉公司即將收購蓮花公司的內幕信息，回家后告訴丈夫，其丈夫又告訴朋友，共有23人因此內幕信息而在股票交易中獲利。本案中，作為控方的SEC需要證明被告知道消息來自IBM雇員。實際上，控方收集的被告間的電話記錄說明，他們的內幕消息源頭來自勞倫·卡雙樂，而大部分被告金融知識甚少卻急著開設證券賬戶并購買股票期權，顯示他們知道獲利是可以保證的，說明他們的消息是從IBM泄露出來的。在案件審理過程中，大部分被告提前妥協和解，最后4名被告被判有罪。
現在，A股市場對內幕交易的認定也開始引進“推定”辦法了。第一例“推定”認定內幕交易案，是今年四月的四川圣達原董事、總經理佘鑫麒涉嫌內幕交易案。盡管佘本人始終不承認知曉內幕信息，也不承認其有相關股票交易，但證監會認為，根據四川圣達慣例，開董事會前五天將相關會議材料送交給各參會董事，佘身為董事總經理，負責經營管理業務，且在實施股票交易前均正常上班，因此認為佘已知悉該信息。
對比分析國際國內對內幕交易“推定”的一些做法，筆者有幾點建議。
首先，對內幕交易罪的審判也可采取推定方式。目前對內幕交易情節嚴重、涉嫌犯罪的案件，通常直接移送到公安機關處理，從而進入公安偵查、檢查起訴、法院審判的程序。筆者認同一些專家觀點：是否構成內幕交易罪，控方并不承擔絕對的證明責任，在個罪舉證責任分配合理性原則下，由行為人承擔舉證責任屬于刑法對其的合理期待與公平要求。如果控方有證據表明行為人在相關交易之前掌握內幕信息，刑法應可以合理推定行為人買賣證券期貨的交易行為利用了內幕信息。行為人有義務提出未實際利用內幕信息，以免除內幕交易罪刑事歸責的證據。
其次，對“推定”內幕交易罪過程中自由裁量權要有限制，以防濫用。為此，法院應大力推行人民陪審團制度（人民陪審員要特別甄選），充分發揮人民陪審員的參審、監督作用，最大限度減少個人自由裁量權濫用引發錯案。
其三，
應賦予證監會對內幕交易者提起民事公訴的權利。美國證監會可直接對市場操縱者、內幕交易者和其他欺詐者提出民事訴訟（公訴），我們應可借鑒這一經驗，讓握有公權力的證監會去應付難以發現和認定的違法者，代受害人向違法者尋求賠償、追回不法者的不當得利、并直接返還給受害者，從而有效改變目前違法者與受害者之間的不平等地位。
其四，要善于捕捉內幕交易的各種證據。美國股市監管系統由“股市監測(ISIS)系統”和“自動搜索系統(ASAM)”相互配合而成，前一個系統監視證券市場，一旦發現異象，經確認后，再由后一系統追蹤核查。SEC在查案過程中，形成了若干判定內幕交易可能性的經驗規則：某個賬戶經常在敏感時期交易并總是獲利；投資人者第一次交易便數額巨大或者突然傾盡所有積蓄從事某項投資等反常情況。這對我們都頗有啟示。如果投資者不能對此作出合理解釋，這些“蛛絲馬跡”都是佐證內幕交易的有力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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