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現行的《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備受攻擊，新的《拆遷條例》又很難出臺，問題出在哪里？宜黃拆遷自焚事件當事方官員聲稱“沒有強拆就沒有城市化、沒有新中國”，或許就是問題的答案。
　　不可否認，建設方案規劃好了，有人不簽拆遷協議，延誤工期，確實影響城市建設進程特別是開發商的利益。如果開發商就此撤資，還會對當地GDP增長帶來影響。從情感與輿論的角度講，公民個人利益應該服從集體利益，公民應該以大局為重，主動配合拆遷。但是，從法律的角度看，公民房屋在取得法律產權后，已變成公民的私人財產，并不具有公共性。只要公民取得了房屋合法產權，在沒有達成拆遷協議之前，討價還價是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要拆遷公民房屋，在拆遷之前雙方展開利益博弈，在充分尊重業主權利，雙方達成協議，辦理合法拆遷手續的基礎上，才能啟動拆遷程序。如果雙方意思表示不一致，拆遷就不能進行下去。官員憑什么認定“釘子戶”影響人民群眾利益，迷信強拆霸王權力？何況，商業開發是否屬于公共利益還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拆遷房子到底該補償多少，應依法辦事，由當事雙方坐下來充分協商，不能由地方政府與開發商自說自話，強迫對方接受自己的條件。談判博弈本來就是一個互相妥協的過程，“釘子戶”堅持主張權利，應予以尊重，而不能一味指責“釘子戶”大大增加建設成本，拿“釘子戶引發嚴重社會問題”的大帽子壓人。房屋所有人希望多獲補償金，是人之常情。說到自私自利，不說小市民不能免俗，就是政府也有自利的一面。再說，如果真的是因為“釘子戶”漫天要價，政府與開發商完全可以通過法律途徑來化解矛盾。
　　在筆者看來，宜黃官員叫囂“沒有強拆就沒有新中國”，與此前媒體曝光的“不拆也得拆”、縣長威脅釘子戶不要以卵擊石等強拆邏輯實際上是一脈相承。正是由于地方政府一門心思向著開發商攫取拆遷利益，才把不按政府與開發商意圖行事的公民視為“釘子戶”。從教育局威脅教師“釘子戶”、縣長告誡“釘子戶”不要以卵擊石、唐福珍自焚、宜黃自焚事件等強拆事件來看，有的官員已經赤膊上陣，直接跳到強拆前臺，普通百姓根本不是強拆邏輯的對手。
　　今年5月，國務院辦公廳曾下發緊急通知，要求因工作不力引發征地拆遷惡性事件，有關領導和直接責任人將被追究責任。但是從媒體報道來看，野蠻強拆事件仍然不斷上演。有消息說，由于地方政府游說力量強大，《拆遷條例》難產。從官員宣傳“沒有強拆就沒有城市化、沒有新中國”的做派來看，為抵制新《拆遷條例》，地方政府不僅在語言游說，還在霸占輿論話語權，希望強拆邏輯長生不老。這一點比《拆遷條例》難產本身更可怕。
　　筆者以為，新《拆遷條例》不僅不能因地方政府與官員的游說、抵制難產，而且要有針對性完善法律條文，盡快給野蠻強拆戴上法律金箍。而且，善法還要善施。與新條例相配套，改革政績評價體系，督促地方政府遵守法律，改變房地產財政思維，轉變強制拆遷邏輯，學會權力謙卑，學會尊重公民物權，讓公民免于強拆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