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當前的經濟情況看，今年下半年以至明年經濟減速似乎已成定局。中國經濟在經歷了30年持續高增長之后，影響經濟增長的一些主要因素已經或正在發生變化，經濟增長潛力在減小。在這種情況下，經濟適當減速是很正常的，也是必然的。
　　面對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2008年底，我國及時出臺并不斷完善應對危機和保增長、保穩定、保民生的一攬子政策，較快地扭轉了經濟增速下滑的勢頭。但擴張性的宏觀經濟政策也使2002年至2007年經濟擴張期形成的不合理的經濟結構更加惡化，資源環境壓力更加凸顯，同時又產生了諸如地方財政負債加重、部分城市房價過快上漲、通貨膨脹預期上升等問題。針對這些問題，2010年國務院出臺了一系列具體政策，一是貨幣政策向適度寬松回歸，新增人民幣貸款各月間投放規模趨于均衡，貨幣供應量增速穩步回落；二是出臺房地產調控政策，抑制投資和投機性需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的趨勢得到控制；三是節能減排工作力度加大，嚴控高耗能項目投資，產能過剩行業投資增速有所控制，高耗能行業生產增速開始回落；四是規范地方政府投融資平臺公司，一些不合規的項目得到清理，政府平臺公司投資減慢。這些宏觀調控政策在二季度得到較好落實并取得積極成效，我國經濟增速在一季度達到11.9%后，二季度出現預料中的回調，GDP當季同比增長10.3%。經濟減速是政府主動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政策的預期結果。
　　在看到國內投資和庫存處于低速調整的同時，外需的變化也會進一步影響我國的經濟增長。
　　2008年下半年以來，世界經濟在經歷了持續幾年的快速增長之后，陷入了“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從2009年第三季度開始，世界經濟逐步趨穩，步入復蘇進程。但全球刺激政策的負面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刺激政策成本過大引發全球債務激增，金融危機的陰霾尚未完全散去，有的國家仍然深陷危機的泥潭，尚未擺脫，甚至出現惡化跡象。在失業、政局動蕩的壓力下，各國政府為平息國內政治壓力，貿易政策趨于保守，世界上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增多。
　　總體來看，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還將繼續，世界經濟復蘇將是緩慢曲折的過程。這些新情況新變化表明，我國現有的產業結構和依靠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難以為繼，很難繼續依賴傳統制造業的再次擴張和出口來拉動經濟增長。
　　當前，由生產要素推動的我國長期經濟增長率會有所降低，潛在經濟增速估計會從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10%和“十一五”期間的11%左右降至現在的9%左右。理由有三點：一是資本積累的速度減慢。我國相當一部分制造業產能過剩，企業創新能力弱，民營企業投資意愿低，地方基礎設施投資效率不高，高投資難以維持；二是改革帶來的效應下降。近年來，在一些亟待深化改革的領域內，改革進展遲緩甚至近乎停滯，阻礙了要素市場的發育，由改革帶來的生產率提高的速度在減慢。三是對外開放效應減弱。在完全履行加入WTO的承諾、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已經達到較高水平的情況下，對外開放對我國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在遞減。特別是金融危機發生后，貿易戰和匯率戰此起彼伏，我國的外貿環境不斷惡化。此外，我國勞動力成本已經明顯上升，能源、環境成本也在提高，通過外經貿渠道帶來的技術外溢效應也減弱。
　　因此，要全面、科學地分析影響中國經濟減速的各種因素，客觀看待和正確認識中國的經濟減速。近期，不宜追求過高的經濟增長速度，對經濟放緩要有一定的容忍度。中國經濟經歷了30年的高速增長，經濟結構需要調整，經濟發展方式需要轉變。只有把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潛在經濟增長速度之下，才能為生產要素的配置騰出空間，才能調整要素投入結構和產業結構，才能緩解資源和環境的瓶頸制約。
　　同時，面對可能的經濟減速，我們要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擴大內需，穩定外需，盡可能穩定經濟增速。
　　當前，我國的財政政策會繼續以積極為主，貨幣政策以穩定為主，以支持短期經濟保持平穩增長，為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創造良好的宏觀經濟環境。同時，應著力推進體制改革，激發和提升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力爭在經濟結構調整上取得新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