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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錦濤總書記在近年來的講話中多次提出和倡導“包容性增長”概念，已成為我國在經濟轉型時期解決社會不公問題的新思路。有關專家學者由此估計，這個新概念很有可能會被寫入正在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上商討的“十二五”規劃建議之中，成為推進我國社會公平正義、減緩社會矛盾的“關鍵詞”。
與此前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和建設和諧社會一脈相通，“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提出和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運用，筆者認為是一種理論創新。“包容性增長”也可以理解為“共享性增長”，就是要讓所有的國民，尤其是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群體都能夠最大限度地分享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發展成果，從而解決好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過大等日趨尖銳的社會矛盾。從這個意義上講，“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提出和運用是社會弱勢群體權利回歸的福音。
在社會學和社會政策學的概念體系中，與“社會包容”相對的反義詞是“社會排斥”，所謂“社會排斥”，是指占據社會主流地位的階層或群體在社會意識和政策法規等不同層面上，對邊緣化的貧弱階層或群體的社會排斥。早在1995年哥本哈根世界首腦會議上，“社會排斥”就被視為消除貧困的障礙：“各種社會排斥過程無不導致社會環境動蕩，終而至于危及全體社會成員的福利。”
無須諱言，在我國現行的社會政策、法律法規中，并不能排除“社會排斥”因素的存在，正是由于這種因素的存在，才出現了城鄉“二元分割”甚至社會各階層的“多元分割”格局，某些行業和部門才有了“壟斷特權”下超出平均工資福利水平數十倍、甚至上百倍的高工資、高福利，在某些城市才會出現為了市容市貌而不顧小商小販的生存權利，在某些地方才發生為了加快城市化進程而不顧拆遷戶合法利益而上演的“自焚悲劇”，在某些企業才存在為了實現資方利益最大化而無視農民工勞動、社會保障權益等現象，由此造成了制度化相互敵視或群體性彼此仇視的社會矛盾。
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和考驗之后，我國政府更加注重擴大國內需求了。而我國內需不足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居民消費不足，要擴大內需就必須提高包括廣大農民在內的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程度，要讓“民富”真正成為現實，廣大城鄉居民、特別是農村居民才會有錢消費，并且在消費時無后顧之憂，這樣才能真正擴大內需，減緩我國經濟增長對外需的依賴性。
“包容性增長”概念的提出，無疑讓公眾看到了解決上述多種社會矛盾的曙光。這一理論上的創新將有可能帶來制度上的創新。這預示和意味著高層決策機構和權力機關將要通過完善、修訂現行的社會政策和法律法規，并且出臺一些新的社會政策和法律法規來消除“社會排斥”因素，以調整好各種社會關系，促使國民之間權利配置的趨同，從而使社會公平與正義向前推進一大步，和諧社會的構建躍上一個新的臺階。
“包容性增長”=新概念的提出，還意味著我國將在制度安排上進一步完善、修訂一些不合理的社會政策和法律法規，進一步提高“社會包容”程度，消除“社會排斥”因素，以調整收入分配結構，縮小城鄉差別、貧富差距，促使國民之間權利配置的趨同。這樣就能讓處于社會弱勢地位的一些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的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有一個較大程度的提高，并且能在制度上得以保障，從而形成一種拉動內需的長效機制，進而使我國經濟增長不再過于依賴外需，在一定程度上避開外部環境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風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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