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時期，多個地區通過“限產限電”的方式，突擊進行節能減排，以實現本年度以及“十一五”期間的節能減排目標。之所以會出現這種非常規性的、行政性的節能減排手段，根本原因還在于，過去一階段，各級政府部門依然沒有改變“GDP至上”的政績觀和投入型的發展思路，各地的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規劃并沒有真正把“節能減排”作為一個長期目標而有步驟地落實，最終不得不采取“限產限電”的手段來達到預期指標。
　　“節能減排”也是要考慮效益和效率，只有在作為經濟系統長期目標并進行系統規劃的條件下，才可能實現其最大的效率。盡管“限產限電”能夠達成短期的指標，但這種突擊性的行動，一定是缺乏效益和效率的，整個經濟體系和市場經濟制度都將為此付出沉重的成本。這種做法，必然會打亂經濟系統的內在聯系（包括產業部門之間的聯系，也包括經濟活動時序上的聯系）。此前按照市場一般規律所作的經濟運行預期，都會失效，使得市場經濟制度受到人為影響。筆者認為，要想把節能減排真正落到實處，就必須從規劃著手，并注重節能減排的效率和市場機制。
　　“節能減排”目標及其措施落實到各級部門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劃之中。要先確定“節能減排”的強制性約束目標，再在此基礎上去確定各地可行的經濟增長速度。這個順序不能顛倒，否則，任何“節能減排”都必然成為軟約束。如同對待“先污染后治理”一樣，“先考慮增長再考慮節能減排”的理念也應摒棄。筆者建議，我國“到2020年單位GDP減排40%-45%”的承諾，一定要作為“十二五”規劃的前提條件，在此約束條件下再去確立各種發展指標。更進一步，應在“十二五”規劃中適當弱化導致“高投資、高產出、高增長”發展模式的GDP增長率指標和投資增長率指標，轉而強化面向“節約型、集約型、生態化”發展模式的指標。
　　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節能減排”目標得以長效落實的基本保障，所以要建立相應的約束制度和激勵機制引導（而不是主導）“節能減排”，使之成為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經濟主體的主動選擇（而不是被強制推行）。也就是要讓各級領導更樂于獲得節能減排所帶來的成效，而不是癡迷于投入性的增長。各級經濟主體，為什么要不斷開拓綠色產品市場并發展綠色產業、環保產業、資源再生產業，為什么要實行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為什么要實行低碳技術及設備的改進，關鍵還在于其利益指向，關鍵在于對于這一利益的制度保障。
　　對于企業來說，政策應給出一個明確清晰的信息，使企業能夠在完全信息的條件下，對各種可能的方案進行權衡利弊的選擇。如果能夠把節能減排作為各地產業的進入門檻，并使之成為一個長效措施，將有利于促進企業兼并重組、企業引入清潔生產技術及設備、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行政部門一方面過度看重增長率，另一方面又采取“限產限電”，這就沒有明確給出節能減排的信息，企業對于是否推行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改變就無所適從而難以決策。只要有制度使“高耗能、高排放”的生產無法在市場中生存，那么節能減排的技術和產業結構就自然而然地會得以升級。如果制度上還在保護“高耗能、高排放”的產業和企業，那么即使已經有了好的技術和設備，也無法使之得到實際應用。
　　市場手段應成為節能減排的有效調節工具。如，節能減排的外包業務，節能減排指標的交易，節能減排的規模化、集聚化等。如果通過這些方式，能夠使節能減排實現經濟效益的話，節能減排才有可能得到各個經濟主體的積極響應并持久地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