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凸顯出了對當下現實問題的關注。戴蒙德在世代交疊模型上的貢獻有助于尋找刺激消費的藥方，而莫滕森和皮薩里季斯對失業的研究和貢獻有助于化解無就業增長的病癥。誠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在授獎理由中所說，這三位學者此次獲獎得益于他們“對于存在搜索摩擦情況的市場的分析”，“獲獎者們建立的模型幫助我們理解了政府監管及經濟政策以怎樣的方式影響失業率、職位空缺及工資變動”。
    縱觀全球市場環境，受制于金融危機的影響，目前歐盟和美國的失業率高居不下，雖然這些主要經濟體推出了適度寬松的經濟政策，但是并未有效降低高失業率，反而推動了資產價格上漲，并帶來了通貨膨脹。隨著后危機時代經濟環境因素的變化，在日益強大的保障勞動者權益呼聲中，各國政府僅僅依靠傳統的就業政策根本無法解決愈演愈烈的失業難題。而傳統的西方經濟學理論，基本上都建立在供給需求理論的基礎上。就整個體系而言，作為傳統市場的生產領域，占據了西方經學發展的大部分時間，也吸引了幾乎所有最優秀的經濟學家來解釋生產領域的市場經濟問題。而作為最重要的市場參與者，勞動者卻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事實上，從當前西方國家所提倡的內需增長理論的核心來看，最大的問題就是勞動者的報酬除了需滿足自身的基本需求，還需其他更近一步的發展需求。這對于西方經濟學者而言早已不陌生，但是，即便在發展水平很高的西方國家，也依然在其經濟發展政策上嚴重依賴傳統的市場理論，這種忽視勞動者在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市場理論，實際上已經不適應西方發達國家經濟實踐了。
    話又說回來，就業，毋庸置疑是當前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最棘手的難題之一。不管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在就業方面都沒能找到真正有效的解決之道。就歐美而言，由于新全球化的持續推進，傳統制造業已大量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其積累的高科技優勢以及金融資本優勢在經歷了一個高速發展階段之后，面臨著脫離實體經濟支撐的泡沫風險。在短期內無法找到新的經濟增長突破口的環境下，國內矛盾便直接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身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中國面臨的不僅僅是經濟的發展問題，還面臨著勞動力工資上升問題，如何更好地保障和落實勞動者權益的問題。誠然，在一個農村還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國家，存在工資上漲壓力，在國際上十分罕見。勞動力成本的上升，必然會給眾多低端生產者帶來成本壓力，這些企業雇用新勞動力的意愿就會下降，社會就會面臨失業壓力。在此種語境之下，加深對勞動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有助于緩解社會矛盾。必須看到，隨著中國經濟轉型的需要，進一步提高勞動者報酬是必然趨勢。因為只有勞動者的實際可支配收入有了長足提高，中國的國內消費水平才可能有明顯改善，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任務才能夠真正達成。
    因此，可以這樣認為，如果說去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鼓勵在危機中從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上找問題的話，那么，今年則是為西方國家政府在解決需求中勞動者這個最關鍵的承載體如何為經濟復蘇發揮出更好的作用這方面提供政策理論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勞動者給了這三位經濟學家獲獎的一次絕好機會和充分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