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政府7日批轉了上海市調控細則，暫定上海及外省市居民家庭只能在滬新購一套商品住房（10月8日《揚子晚報》）。
　　上海版的限購令已被寄予更多期望。其實期望是因為忘卻——早在4月份的“國十條”新政中，便有明確提及關于限購的內容——“同一家庭限新購一套住房”，奈何一線城市皆選擇了不解釋式的觀望。5月1日起，北京規定家庭只能新購一套商品住房，深圳更嚴厲地出臺政策“有2套房的不許再購新房”，等等。
　　限購令的風行，離不開如下幾個背景：一是諸多行政化的調控手段疲軟乏力，譬如打擊囤地、整治捂盤惜售等，多以溫柔“約談”、“警告”開始，以房價的不買賬收場；二是市場化的宏觀調控政策遲滯不出，譬如傳說中的房產稅等，基本上靠媒體“知情人士”捕風捉影，公眾漸失信心；三是房價回暖已成不爭的事實，沒譜的房價和蘊蓄的民怨直指民生困境。當此背景下，限購令就成了斬亂麻的那把“快刀”，遏止投機性特征明顯的多套房購買需求，緩釋推動房價飆漲的剛性需求，以此改變賣方市場的話語份額。
　　初衷雖好，效果堪憂。道理很簡單，限購令雖然從供需入手紓解高價癥結，卻忽略了投機表象背后的動因，即未來價格上漲所帶來的房產增值空間。換言之，只要房地產市場仍被投資者看漲，在民間游資與境外熱錢未變的既定語境下，投機性需求必然能找到突破政策的空間：譬如促使想炒房的快離婚、早結婚，譬如資本與權力投桃報李，使限購淪為一紙空文。
　　更關鍵的問題還在于兩個方面：一者，限購令的績效取決于執行力，如果嚴苛的限購僅僅是因應民意的“止疼片”，久而久之難免就容易出現類似年初三亞市城鄉建設和住房保障局出臺“一個身份證只能購5套房”之“限購鬧劇”，北京深圳國慶期間成交量的暴漲也似乎在暗中嘲笑著“限購令”；二者，限購令劍指炒房，但炒房并不是房價高漲的唯一動因，實踐證明，土地供應、房產開發等鏈條存在的尋租行為并不比炒房危害要輕微。
　　“限購令”未打中過高房價的七寸，因為這是人為地抑制需求。樓市需求在城市化進程進行中的中國，恰如彈簧，壓得狠，彈得高，這已為所謂“一輪調控”所證明。一旦市場窺見“限購”背后的真心思，就譬如反反復復的房貸政策，最終也只落得個自食其言的下場。現在事實已經很清楚，公眾的訴求已明確——降價，合理回歸。限購令，能做到嗎？我以為，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