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這個話題，無論是學界的朋友還是媒體評論家們，可能都已覺得沒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了。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就是這么一個說它陳舊都一點不過分的主題，卻再次堂而皇之地擺到了美國政界和商界的桌面上：先是部分議員要求立法脅迫人民幣升值，后有商界代表呼吁阻止這樣的立法。人們不禁要問：逼著人民幣升值對美國就那么重要？
　　每每提到人民幣升值，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中美貿易順差。按照一般說法，本幣升值將使本國出口減少，進口增加，而作為對比貨幣的另一方則恰好相反。多年來，中國對美貿易順差，美國政客對此早已“苦不堪言”，不止一次地揚言要人民幣升值，以改變美國經濟的不利局面，大有“人民幣不升值，美國經濟永無翻身”之勢，甚至還有“美國生活正在被中國‘制造’”之類的“神話”在流傳。這么看來，人民幣升值好像真的對美國有好處了。事實果真是這樣嗎？
　　不妨先引用一位美國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看法，也許對我們看清真相有所幫助。1994年4月21日，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莫頓·米勒在加州大學的一次公開演講中曾以日美貿易摩擦為例說明逆差產生的本質，米勒認為，不是日本貨便宜或者日本的勞動力價低造成了美國對日本的逆差，而是日本的儲蓄率高于美國造成了其對主導貨幣發行國的“大肆”出口。具體說就是，龐大的日元儲蓄需要一個“運轉”的渠道，為了保值升值，它選擇了自認為最安全的美元資產，即美國政府和企業發行的各類美元債券，這就需要它首先得把日元轉化為美元方可實施，而轉化的最合理方式就是對美貿易順差。因此，只要日元儲蓄率不降低，任何匯率方面的變化——從長期看——都不可能對貿易逆差之類的問題有任何幫助。
　　米勒的邏輯不是想象的產物，而是建立在事實基礎上的科學推理。如果按照傳統邏輯，日元對美元升值（尤其是大幅升值）情況下，美國的貿易狀況理應得到明顯改善才是，但事實并非如此。自“廣場協議”生效后，美國對日逆差不是縮小，而是持續放大，1987年缺口達到600億美元，而在米勒發表這次公開演講的1994年更是突破了800億！同時還不可忘記，此間美國對日本實施了種種貿易制裁措施。怎么這貿易逆差就是解決不了呢？問題還得回到米勒先生的結論中去，逆差的根源是儲蓄率，而非匯率。
　　事實上，美國的總體逆差早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美元確立起世界主導貨幣之日起就已是個注定的命題，有點類似于“特里芬難題”。即美國制造業產能的轉移與衰退早在那時就已注定了，這是世界貨幣體系變遷的結果，與匯率沒什么關系。
　　把問題拉回到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上也是一樣，以中國當前居高不下的儲蓄率來說，即使人民幣升值，美國也休想在對華貿易上占到什么便宜。首先，如果人民幣大幅升值真的成為市場普遍預期，那勢必會出現美元資產在全球被大量拋售，而人民幣資產被大量吸入的局面，也就是大量貨幣資產將向中國內地轉移，其結果無外乎在人民幣資產和人民幣儲蓄之間作選擇。而無論如何選擇，人民幣儲蓄率進一步提高不可避免。也就是說，到那時中國商品出口的張力更大，在增加對外幣資產的需求的同時，對外幣商品的需求會進一步降低。美國人還怎么往中國多推銷商品呢？
　　還遠不止如此，如果中國經濟短時期內無法完成轉型（或者說本幣升值所需要的轉型），人民幣升值必然導致中國制造的產能巨大過剩，這些巨大過剩的產能除了向國內市場釋放外，不可避免地還要向世界其他市場釋放，假如全球市場在一個時期內是有限的，那么中國制造對世界市場的二次選擇一定要沖擊到美國貿易的某些“勢力圈”，就像一個氣不足的皮球一樣，當你把凸起的地方按下去的時候，原來凹陷的地方就要鼓起來。這么一來，美國制造業的日子怕不是好過的，而且是更不好過。
　　正如前面所說，美國總體貿易逆差是世界貨幣體系變遷的必然結果，說白了就是美元太強勢了，大家都以美元資產為最安全的儲蓄轉化方式，這就不可避免地使大家都來掙美國人的錢，以實現這種轉化的基礎。按照這個邏輯推導，如果美國人非要在貿易逆差問題上糾纏，那最合理的解決方案，應是美元讓出國際主導貨幣地位。但顯然這是美國人無論如何都不愿意的。
　　實際上，美國國內的“有識之士”早就看透了這層關系，并且發自內心地津津樂道于這種“逆差生活”。正如米勒先生在本文提到的那次公開演講中所說的：“無論何時，只要我的日本朋友開始炫耀他們對美國的貿易盈余，我就會取笑他們，說我們美國人實際上在跟你們開一個殘忍的玩笑，你們把千辛萬苦生產出的汽車、照相機送給我們的同時，我們回報的只是喬治·華盛頓的頭像。”如此打趣的話，卻怎么也讓我笑不起來。細想想，這些年來，美國人不也在和中國人開著同樣的玩笑么？美國人不但和別人開這種玩笑，還要向別人吐口水，實在有失大國風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