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們都認為政府的權力大。到底是政府的權力大，還是政府官員的權力大？這是一個需要分清楚的問題。
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社會事務紛繁復雜，客觀上決定了社會管理上需要集權，更需要強有力的政府。而幾千年來中國的社會現實一直是一個集權國家。因此集權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傳統，強權政府一直是中國的特色。
到了現代社會，推動經濟發展仍然主要依靠政府的組織力量。就拿新中國六十多年的發展來說，建國初期，中國資源貧乏，技術落后，要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就必須把有限的資源集中起來管理，統籌規劃，使其發揮最大的效能，而這需要政府有權威和權力。改革開放也是如此，要靠政府的引導和推動。
可見，政府在社會管理中應該擁有一定的權力和權威，但問題的關鍵是政府不能濫用權力。
改革開放以來，雖然說我們要推行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然而政府力量變得越來越大。究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政府自身，而是服務于政府的一些官員。
所謂政府只是一種機構、組織，它的運行要靠公職人員，關鍵是這個機構中的決策人物、領軍人物。一旦強勢人物掌握了權力就會在各自的領地強力推進發展，這些年中國的發展重GDP、重政績，與此很有關系。中國的快速發展與此也很有關系。關鍵是在這個過程中，確有一些官員借助政府這個平臺和賦予的權力以權謀私。在一些黨政部門，幾乎一把手沒有人可以監督，都是一把手說的算，甚至這些人可以毫無顧忌地去違法。
正是由于這種狀況越來越擴大化，社會環境改變了人們的心理狀態和習性。很多人特別是政府官員手中有了權力，不是為廣大民眾謀利益，而是為自己和小集團謀私利，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無形中就增強了人們對權力的推崇心理。在這種不健康心理的影響和利益驅使下，機構賦予了這些人的權力，反過來這些有權力的人借助機構濫用權力，最終造成了政府權力過大。這是目前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現象，我們可以從一系列的經濟案件中窺見一斑。所謂大的貪官實際上都是有政績的，正因為他們有“才干”，使他們能夠在一個局部中取得政績，政績促使其心態發生變化，由政績觀變成利益觀，從而扭曲了社會的利益結構。
因此，這個社會需要政府有一定的權力和權威，但同時必須要有機制能夠制約限制政府權力部門、權力人的胡作非為。
如何才能限制官員的權力呢？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要加強民主，要陽光執政。只有大力推進民主，特別是加強輿論監督，才能夠改變目前這種狀況。執政者或者說權力人的濫權行為只有在民主的監督下才能有所收斂。最簡單的例子就是韓國的外交部長為子女謀取利益，最終在輿論的監督下自動辭職。實際上西方很多國家，正是由于社會民主的監督，政要一旦有謀私利的現象或者是不良行為，都會被社會和民眾所揭露。集權社會中，民眾監督的力量是強大的，對約束權力腐敗行為作用巨大。
中國社會現狀是利益至上，有了利益可以去謀求權力，有了權力又可以反過來謀求利益。由于這些現象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才造成整個社會矛盾叢生。
因此，政府不是不需要權力，政府也不是不需要權威，而是政府的權力和權威不被少數人濫用，這才是問題的核心和癥結所在。比如說我們現在的一些地方在開發過程中，礦山、土地這些有利的資源，很容易被當地有關政府的領導或政府機構部門負責人借助各種名義利用。對自己有利，就認為是合法，如果對自己沒有利益，就認為不合法。
當然了，對于政府官員的權力問題仍然會有人認為是制度問題，這一點筆者也不否認，那么中國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制度呢?
陽光權力才是為民謀利的權力，加強監督權力才會陽光。社會事務透明、陽光才是良好制度基礎,監督不能到位、缺乏公開透明的權力必然成為腐敗的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