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最熱門的話題之一，是中國是否要逐步提高退休年齡。尤其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王曉初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的模糊表述，更像是完成了一次媒體慣用的“議題設置”，把是否提高退休年齡這樣一個話題，拋給了對此敏感而又焦慮的公眾和媒體。
　　按照我們通常的慣性思維，以人保部副部長之權威地位，其在公開場合發表的言論，大多應該屬于“政策發布”，卻不該有諸如“我們對退休年齡的問題還在進行研究”，或“我們注意到國外有一些國家在研究、討論或者已經決定要提高退休的年齡，同時我們也注意到這個問題在國外也存在一定的爭議�！边@類含混未定，卻又帶有輿論試探之意的模棱之詞。正是基于這種慣性思維，部分公眾對王曉初副部長的“不負責任”的言論，表現出強烈的不滿，評判其不該用尚未形成決策的“討論”，引發公眾的恐慌和輿論的騷動。
　　但以世界人口第一大國和適齡勞動人口第一大國的現實，中國勞動政策的任何調整，都必然引發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巨大波動。作為勞動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部門之一的人保部官員，適當地提出議題、引發討論，對退休政策的調整進行適當的“預熱”，實有必要。
　　事實上，隨著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人口預期年齡普遍提高，生育意愿卻呈下降之勢，隨之而來的則是人口老齡化的到來和養老模式的根本變化。在這方面，歐美發達國家早已走在中國的前面充當著榜樣。那些出現在世界各地的精神矍鑠、步履矯健的西方退休游客，一面向我們展示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達國家福利制度帶給這些老人的幸福，另一方面卻也讓人隱約感受到其中可能隱含的財富透支和福利制度的沉重負擔。
　　而中國不僅必然面對世界性的普遍難題，其特殊性還在于，貫徹了數十年計劃生育政策，比生育意愿的自發下降更快地催生了人口老齡化的到來。有學者統計，到2035年，我國將出現老齡社會的“峰值點”，其時，將出現兩名勞動人口供養一位退休老人的情況。在社會化養老已成普遍現實的情況下，這種供養比例帶給社保體系的壓力不言而喻。面對這種趨勢，適當提高退休年齡成為緩解社保資金壓力的必然選擇。在現行社保體制之下，任何一位老人的退休，都意味著其從社�；�金的貢獻者，轉變為享受者。而每提高一年退休年齡，則意味著該勞動者多貢獻一年、少享受一年。有學者統計，中國退休年齡每延長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收40億元，減支160億元，“里外里”即可緩解養老基金壓力200億元。
　　在這方面，西方發達國家同樣為我們做著榜樣，兩年前的金融危機，在很大程度上使人們對西方福利制度的擔心兌現為不幸的現實，法國、希臘等典型的歐洲福利國家，紛紛試圖上調法定退休年齡，緩解社會保障壓力。對于已經習慣于福利制度的西方民眾而言，任何可能讓他們不得不晚退休、晚享福的政策，無疑都是難以下咽的“毒藥”，幾天前發生在法國的有近300萬人參加的抗議游行，充分表現出類似政策可能遇到的巨大阻力。
　　而以中國之大、人口數量之巨和可以明確預期的“未富先老”的前景，都不可能允許中國像法國、希臘那樣，拖到社保體系乃至國家財政不堪重負的時候，再行調整退休政策。即便目前各地、各企業紛紛實行乃至鼓勵提前“內退”，以緩解眼前的就業壓力，但提高退休年齡卻一定是未來十幾年里必須面對的課題，為此進行輿論預熱，也是未雨綢繆的遠見。
　　而最可行亦可能的政策選擇，應該是實行差異化的彈性退休制度，在鼓勵推遲退休的基礎上，將自主選擇退休年齡，與其可能享受的退休待遇掛鉤，讓每一個勞動者都可以面對多種適合自己意愿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