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國眾議院籌款委員會通過了一項針對中國匯率問題的法案，按照該法案，如果某國家被視為認為操縱匯率，則該國輸美商品將據此被征收懲罰性關稅，盡管該法案尚面臨眾議院、參議院以及總統簽署三道關口，能否成為最終法案尚存疑問，而中國亦可就此法案是否違反WTO自由貿易規則提起訴訟，但毫無疑問，人民幣匯率正面臨著越來越大的外部壓力。
　　從美國總統奧巴馬的近期表態看，人民幣匯率問題也成為其爭奪國內支持率的一項關鍵議題，在20號接受采訪時他就表示，人民幣幣值被低估“不符合市場實際情況并讓中國在雙邊貿易中獲得競爭優勢”。奧巴馬做出這番表態，其本質目的仍然是為了迫在眉睫的中期選舉，從目前的美國選民情緒看，盡管經濟二次探底的憂慮已經減輕，但由于持續高企的失業率仍然沒有明顯改善的跡象，民主黨政府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國會中多數黨的地位岌岌可危。雖然奧巴馬政府嘗試再度推出多項經濟刺激政策，然而難收立竿見影之效，將把貿易不平衡的責任推到中國為首的亞洲國家身上，以強硬姿態爭取選票，無疑成為其政策首選。
　　雖然理論上，貿易不平衡可以通過匯率來得到調節，但從歷史數據上看，這種調節并未得到證實。影響匯率變化的因素很多，貨物的進出口平衡與否僅僅是其中的一項，對于中美貿易而言，在目前的輸入輸出產品類型和數量存在巨大差異性的情況下，短期內通過匯率的大幅變動而達到平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美中貿易逆差部分因為美國對華出口限制所造成，除非美國大幅度放松對華出口管制，否則降低不平衡的目標很難達到，也難以得到有識之士廣泛的支持。
　　當然，目前中國的匯率形成機制仍然在不斷的完善之中，或許在某種程度上存在著人民幣幣值被低估的可能，在未來的一段長時間之內，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保持在一個相當快的水平之上，人民幣升值的可能性的確非常之高，但這種升值是國力增強和自然演化的結果，也是一個逐步實現的過程，強行要求人民幣短時間升至所謂的平衡水平，后果是災難性的。
　　過去兩年，正是由于中國在金融危機發展到最嚴重的時期時，穩定了自身的幣值水平，才使得包括歐美在內的國家不致于出現更大幅度的貿易逆差，因此即便由于中國經濟的回升速度較快，導致在目前人民幣幣值出現了一定程度的低估，也是一個具備了合理性因素的結果，強行要求人民幣短期內快速升值，以中國企業的損失換來歐美經濟的繁榮，也并不可取。
　　日益頻繁的貿易摩擦，對于中國出口企業而言也是一個警醒，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必須做好應對人民幣長期升值的準備，同時，中國的出口企業應盡早發展具備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線，避免過度依賴于低勞動力成本而形成的產品價格優勢，否則一旦出現勞動力成本和匯率的雙重上升，低毛利率、低產品附加值的企業將很快陷入生存危機。無論是企業的經營者還是政府的有關部門，對于將來匯率的風險都應當有足夠的重視，唯有如此，才能確保中國的經濟增長在健康而有序的軌道上得以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