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山東安丘市組織開展創先爭優活動和作風建設活動，將組織規模以上企業、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以及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基層群眾等公開推選候選人，評選出年度最差公務人員。此舉引起了輿論的廣泛爭議。
　　評選最差公務員不是安丘市的獨家發明。資料顯示，早在2000年，廣東汕頭市達濠區就評出包括一位副局長在內的5名“最差公務員”，他們必須離崗接受培訓，然后重新進行考核，合格的安排工作，不合格的予以辭退，官員予以調離崗位或降職。去年年初，山東濟寧市評出2008年“十差干部”，其中8人已被司法機關介入調查，有的已被判刑，另兩人已受到黨紀政紀處分。如果說，汕頭達濠區的做法具有某種“末位淘汰”的意味，濟寧市的做法具有某種“打死老虎”的意味，安丘市的最差公務員評選，則基本上可以避免這兩種傾向——他們只是對當選者進行通報，構成違紀的才給予紀律處分，此外并無其他處罰，從而使最差公務員評選更像是一種常態的、可持續的評比考核活動。
　　評選最差公務員引起的最大爭議，其一是說評選的標準難以把握，比如哪些表現可以認定為“最差”，不同部門之間的“最差”如何比照、平衡，等等。其二是說，在實際評選的過程中，如何避免出現各種不公平的評定行為。比如，領導會不會借機懲罰不聽話的下屬；有的公務員工作一般，但善于投機取巧，有些公務員工作出色，但不善交際，并可能因為堅持原則而得罪人，如果后者被評為最差公務人員，豈不是有失公平？等等。有人據此認為，目前進行最差公務員評選的時機不成熟，應當緩行；還有人認為這項評選根本就是“折騰”、“添亂”，斷不可行。
　　這就奇怪了。一直以來，各地各部門都在評選各種名目的“最佳”，汕頭達濠區、濟寧市和安丘市在評選最差公務員的同時，也沒忘記評選最佳公務員，如果說評選“最差”存在著標準不好把握、評選難保公平等問題，但這類問題在評選“最佳”時同樣存在（不同部門之間的“最佳”難以比照、平衡，領導可能借機獎勵聽話的下屬，等等），為什么沒有人認為評選最佳公務員時機不成熟，或者認為是在“折騰”、“添亂”而要求予以取締呢？
　　嚴格說來，按照行政管理學的效能原則，屢見不鮮的最佳公務員評選其實并無必要，真正有必要的，反而是很多人看不順眼的最差公務員評選。管理學上有一個“清道夫標準”，是說一個公共組織的成績好像是清道夫的勞動，一般情況下清道夫再怎么努力清掃大街，行人都可能熟視無睹，但如果有一天，大街上哪怕只有一小塊兒垃圾，人們一下子就看出來。如果用“清道夫標準”來要求公務員的工作，其邏輯就是，一個公務員再怎么愛崗敬業、業務精湛、忠于職守、廉潔奉公，都是他應該而且必須做到做好的分內之事，是他完成職務工作、遵守職業道德的必然要求，他本人不值得沾沾自喜、大肆夸耀，社會公眾也不值得對他感恩戴德、大加褒揚。
　　反之，一個公務員哪怕只是在某個時候工作狀態不佳，對自己服務的對象態度不好，或者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到位、不得法，那么，人們就有理由對他提出批評、勸誡甚至警告，要求他深刻反省，端正態度，加強認識，改進工作。只有對公務員課以最高的標準，促使他們時刻保持高度的壓力，他們才能像優秀的清道夫那樣，對工作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問題“零容忍”，勤勉盡力無怨無悔，追求卓越永無止境，唯恐自己稍有惰怠或失誤，就有違公務員的職業規范和職業道德，成為不光彩的“最差公務員”。
　　在現代社會的所有職業中，最需要適用“清道夫標準”的就是公務員，最應當進行“最差”評選的也是公務員。至于如何完善評選標準，如何保證評選公平，都是一些技術性的問題，應當通過技術手段加以解決。一個公務員如果不能認同這個標準，不敢接受最差公務員評選的考驗，他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捧著公務員飯碗不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