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獨自思考，思想上喜歡事不關己，己不勞心。有時想到的跟前人有別，我會拿出刀來揮斬幾下。這些日子，為了對炎黃子孫的一點關心，事不關己有時也拿出刀來。
宏觀經濟的分析歷來是事不關己的。作學生時替一位宏觀教授改試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難賺，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談，我不懂，爭議太多不是賺卷費之道。跟著選修布魯納（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觀經濟學。布魯納是我認識的邏輯最嚴謹的經濟學者。整個學期他只教一本剛出版的“宏觀”名著開頭的二十多頁，批評得同學們天旋地轉。我從布魯納學得的不是宏觀經濟，而是推理嚴謹的苛求。后來的博士試我無端端地考個第一。傳為佳話的是作為其中一個考官的阿爾欽，竟然看出我的宏觀方程式比變數多了一條！我在數學上的驚人“天賦”是從那時開始知名行內的（一笑）。
這系列提出的對宏觀經濟學的批評，跟我作學生時老師教的沒有多大關系。我是基于離開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尋尋覓覓，對均衡概念、租值消散、體制組織、交易費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體會，然后回頭看自己當年所學的內容，認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來，找真實世界的例子作解釋及驗證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見的基礎。雖云一士諤諤，但心領神會，自覺舒暢，有點稼軒說的“恨古人不見”之感。
這些年不少同學要求我寫一本關于宏觀經濟學的書，用以填補三卷本的《經濟解釋》——他們認為后者是“微觀”。我認為經濟學不應該有微、宏二觀之分，重點是能否解釋世事。我也認為復雜的理論不管用，局限轉變的調查是關鍵所在。局限可以簡化，也需要簡化，但不可以簡化得與真實世界脫了節。凡是牽涉到局限轉變的分析必定要從個人的選擇出發，所以一律是價格理論的范疇。這就帶到我要談的宏觀失誤的第三點了。
（三）漠視局限失誤必然
我要舉出三個我自己嘗試過的、從局限轉變的基礎來推斷“宏觀”現象的例子。這類“宏觀”性的推斷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場現象需要指定的來得復雜。
例子一。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所謂資本主義）的路，條件是我觀察到的、剛剛開始出現的局限轉變會繼續下去。那是我寫過的最詳盡的關于交易費用局限轉變的文章，以理論分析這轉變的第三節長達二十一頁（見《張五常英語論文選》629至650頁）。簡言之，我把廣泛的交易費用一分為二：制度運作的費用與改革制度的費用。看清楚了這兩項費用的相對轉變大勢，我推斷中國會走向市場經濟。這是比一般的宏觀現象更為“宏觀”的了。
當年文稿寄給朋友，反對這推斷的無數：舒爾茲來信譴責，說經濟學不能作這種推斷；貝克爾直說我錯；弗里德曼說我是世界上最樂觀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斷，可沒有說我的理論對。因為反對的朋友太多，該文延遲了一年才發表。鼓勵我發表的是巴澤爾：他不同意我的推斷，說是妙想天開，但他認為那寫理論的第三節是天才之筆，半點瑕疵也看不到，不發表可惜。這理論今天還沒有受到重視，反映著行內的朋友一般對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的分析沒有興趣。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經濟學的推斷或推測永遠是假說，要指定驗證條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費用的局限轉變就是驗證條件了。一定要可以觀察到，而又要假設這轉變會繼續，不會一下子倒轉過來。指定了的局限轉變，若再變要作別論。我當時認為中國面對的交易費用轉變的走勢是相當穩定的，但不是說沒有機會再變。科學上的推斷要基于驗證條件的穩定性。
例子二。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該年十二月在瑞典與弗里德曼相聚，我對他說地球將會有超過二十億的窮人參與國際產出競爭，如果先進之邦不改革他們的經濟結構——例如福利制度、工會權力、勞工規例等不利于國際競爭的約束——將會遇到很大的麻煩。今天回顧，這推斷沒有錯，但不算推得精確。當時困擾著我的是先進之邦有樂觀的一面：國際廉價勞力的供應急升，可以賺大錢的，理論上是有資產與有知識的人，所以原則上先進之邦是有大利可圖的。是的，原則上，就是先進之邦的窮人也會因為窮國的興起及參與國際競爭而獲利。
這里牽涉到的又是交易費用的問題。有多種交易費用可以嚴重地妨礙先進之邦在地球一體化的大轉變中獲得他們應得的甜頭，而這些交易費用的結構顯然非常復雜。尤其是那極為重要的訊息費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調查與衡量總要花上幾年工夫。我沒有作這調查，但深信，如果當時全面地考慮重要而又有關的交易費用，我會對今天的國際情況推斷得大為可觀。
同學們想想吧。中國開放改革后約十年蘇聯解體，帶動了東歐、印度、越南等地區搶著開放，參與國際競爭的貧困人口史無先例地暴升，代表著一項極為重要的局限轉變。這轉變明確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頭的可能是零。是那么重要的一項局限轉變，擺在眼前，是很大的一個人類前途的約束，也是宏得無可再宏的宏觀。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斷二十年后的國際形勢將會怎樣，研究上我們還要經過千山萬水，還有很多局限約束——尤其是交易費用的約束——需要考查，就是馬虎地猜測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尷尬的是：國際競爭的廉價勞力暴升，明確而重要，先進之邦的經濟大師們怎可以視若無睹呢？
這例子可教同學的是：不愿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訊息）費用的局限，或猜測錯了，不能說經濟理論沒有用場，只是使用時成本太高罷了。宏觀分析的困難，不僅比較微妙的交易費用的轉變沒有顧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勞力局限轉變，這門學問也懶得管。
例子三。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斷香港會有十年以上的經濟不景，說明與九七回歸無關，理由是看清楚了內地與香港之間的相對工資的結構局限轉變，肯定的。當時，一方面我看到內地青年的知識增長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象的快很多，那里的優質學生開始明顯地比香港的優質學生勝了一籌，但工資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為香港公務員的工資高，難以大幅下調，因而增加了市場的其他工資下調的頑固性。跟著是香港的綜援福利急升，我推斷香港歷來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的失業率會上升至百分之八（后來最高達百分之八點六）。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著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今天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分歧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快慢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復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于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目前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著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么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發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二十六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著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三十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么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2007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征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咨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性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后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里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里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么！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游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宏觀失誤之三，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