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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jù)報道，中國社科院財政與貿(mào)易經(jīng)濟研究所最近發(fā)布的《中國財政政策報告2009/2010》顯示，2009年按全口徑計算的中國政府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經(jīng)達到了32.2%，不僅大大高于很多發(fā)展中國家，和歐美等發(fā)達國家比較也不算低。
很顯然，這個數(shù)字，和今年8月23日，財政部某專家計算出的25.4%的數(shù)字有很大差距，也和其宣稱的“我國宏觀稅負實際偏低”、“不僅遠低于工業(yè)化國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發(fā)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的結論明顯打架。
數(shù)據(jù)之所以打架，是因為計算口徑不同。如何計算宏觀稅負，也就是政府對一國財富的占有程度，有小、中、大三種算法，小口徑只計算政府的稅收收入，中口徑計算政府的預算內(nèi)收入，而大口徑則計算政府的全部收入，包括預算外和制度外的收入。從科學性和真實性而言，既然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的收入都屬于政府的實際收入，用大口徑計算宏觀稅負才能真正反映政府對財富的占有水平。
在國民財富的蛋糕中，政府究竟占多少比例合適，1987年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顯示，低收入國家的最佳宏觀稅負水平為13%左右；中下等收入國家的為20%左右；中上等收入國家的為23%左右；高收入國家的為30%左右。目前，按國家分類的收入水平標準發(fā)生了變化，但最優(yōu)的宏觀稅收負擔率變化不大。
按照這個標準，就宏觀稅收負擔率的國際比較而言，中國還未成為高收入國家，但宏觀稅收負擔已達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人為縮小計算口徑，否定中國宏觀稅負過高的事實，除了誤導政策，毫無意義。
更進一步，如果考察納稅人所享受的政府提供的公共品服務的數(shù)量和質(zhì)量，就能夠理解，為什么我們和歐洲一些國家同樣的稅負，但稅負的痛苦指數(shù)卻遠遠不同。我們看到，包括美國在內(nèi)的發(fā)達國家的政府支出絕大部分用于居民的社會保障，而我國的行政管理費用所占比例遠遠高于發(fā)達國家。以2006年為例，我國行政管理支出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18.73%，而同期日本的行政管理支出比重是2.38%，英國為4.19%，韓國為5.06%，法國為6.5%，加拿大為7.1%，而美國最高，也只有9.9%。
因此，站在國民財富分配的角度，我國“國”與“民”之間收入分配的最大癥結，除了政府收入增長過快，國民收入分配的大蛋糕政府切割太多之外，更重要的，大多數(shù)的錢并沒有直接用于民生福利，在基礎設施和行政費用上支出太多，擠壓了民眾的幸福感。
溫總理曾經(jīng)語重心長地說：“一個國家的財政史是驚心動魄的。如果你讀它，會從中看到不僅是經(jīng)濟的發(fā)展，而且是社會的結構和公平正義。”政府占有多少財富很重要，但更重要的，這些錢應該真正“來自于民，用之于民”，否則，政府拿走的越多，民眾的幸福感就會越差。
按照今年財政收入的狀況，上半年全國財政收入已經(jīng)達到4.3萬億元，按照這個速度，全年完成8萬億元沒有懸念，這意味著我國即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財政大國，在這種情況下，政府不僅要控制自己收入增長的速度，恐怕更要優(yōu)化財政支出的結構，將更多的錢用于養(yǎng)老、醫(yī)療、住房等民生，而不是日益膨脹的辦公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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